缅甸三兄弟和艰难谋生的童工
【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近期刊发的稿件来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生的田野调查实习作业。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调查手记”。
2016年7月17日，瑞丽“一国两寨”安静的划桨人。 刘春艳 摄大雨涕袍。我裹紧外套，行进去往广帕寨子的路途。
电话“嘟嘟”忙音几乎被雨声淹没。
良久无人接听。蓦然感觉，周边天色也变得昏沉，潮湿了出发时本已踌躇的心情。暑期实习即将收尾，很想去看望下三兄弟，上次见面情境使我心起波澜，迟迟难平。
就在快要失去希望，摁灭手机的当口，电话接通了。
“喂？喂？”虽然雨势很大，电话那头的声音也很响，是卢叔叔。
我不由欣喜，“卢叔叔，我们是上次去您家的学生，请问家龙他们现在在家吗？”我大着嗓门用蹩脚的西南官话询问，担心雨声太大将自己的声音消磨。
“喂？喂？······”电话两端反复此句。雨势过大，我们彼此全然听不清晰对方话语。
“嘟嘟嘟······”
被风吹斜的雨线冰凉凉打在我的手背，一如手机忙音顿顿敲击着我的耳膜。
缅甸三兄弟
2016年7月6日，户育乡间小路。 刘春艳 摄
初见“三兄弟”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们教育组一行人沿着小路步行去户育乡小学，想要进一步了解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及生活状态。由于当天高年级组织大扫除，我们便坐在保安室旁的休息沙发座上同值班的老师聊天。
这时看见“三兄弟”腼腆紧张地缩在沙发一角，可能因为天气过热，老大头发湿漉漉的，额前的刘海湿哒哒地结成一缕一缕，老二和老三站在沙发后面，都很乖巧的样子，双手撑着沙发背，用余光打量我们，不曾直视。我们给糖果吃食时候，他们才羞涩抬起头来，用手捻起糖果，小心翼翼攥在掌心，最后咧嘴一笑表示感谢。
听老师介绍说，这是同上一年级的三个亲兄弟，分别是十三岁，十二岁和十一岁，籍贯是缅甸。由于父母亲来中国帮工务农，家里面的四个孩子便随着父母一起来到了云南瑞丽户育乡的广帕寨子。因为缅甸是不学汉语拼音的，三个孩子只能全部从一年级学起。“每个班级大概有八九个从缅甸过来的学生，学习大多比较吃力。很多初中就读不下去，便在外面找生计。但是他们三兄弟很努力，学习很好。”老师如是说。现在他们三兄弟在校门口等待父亲骑摩托车来载他们回家。
“等了两三个小时了。”三兄弟中的老二家龙收着下巴，怯生生回答。他的眼睛像是窝了一汪水，亮亮地会讲话。他将双手背在身后，面对突如其来陌生人的询问，似乎有些紧张和手足无措。不经意瞥见他有些磨损的短袖袖口，不知为何，瞬间心疼和难过的酸涩情绪从心底升腾到喉口。
“放假了你们会在家吗？如果我们想找你们玩儿，方便吗？”和家龙寒暄了一会儿，我们想更多了解这几个孩子。看我们眼神巴巴，他顿了一顿。“嗯，可能放假过两天才上山。我家在广帕寨子，住在最高的地方，家前面有个大水池。”他补充说道。我们不由暗喜。
天色渐黑，家龙三兄弟的父亲依旧没有过来。此种情境，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没有任何难过和埋怨，似乎这场漫长无果的等待未曾发生。是四五个小时的苦闷等待已然将这些消极情绪消磨干净，又或者是小小年纪的他们早已懂得体谅父母的艰辛？我们无从得知。
返程的一路，伴着夕阳西沉，许多细节渐次浮现脑海。耳边嗡嗡响起与家龙同龄的小孩子无心却可能带刃的声音。“家龙，你家爸不来了吧？你们班的同学不是昨天都回家了吗？”“他们应该上六年级了，可是，他们现在才上一年级。”“他们是从缅甸来的。不是我们国家的。”乱七八糟的声音顿顿敲击着我的耳膜，不知道家龙三兄弟听到这些会不会伤心呢？天色黑了，他们是否还在校门口等待？
临时的家
2016年7月16日，户育乡小学学生。 刘春艳 摄
第二次见面是同老师一起。绵延上升的路途一直走不到尽头。走了很久，来到周边几乎没有任何家户的空地，才终于到了家龙口中“在寨子最高的地方，前面有一个大水池”的家。
这是一个太过“临时”而让人心酸的“家”。铁皮木板制作的三间板房，脆弱到一场山雨便可将其轻易摧毁。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更别提什么电视机之类的电器。进门的地面铺着地铺，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被单，地铺的左边是一堆玉米芯，可做煮饭的燃料。玉米芯堆旁是一个临时的晒衣架，上面挂着几件洗旧的衣衫。目之所及便只是这些家当，似乎一个小小包袱即可将屋内的物什收拾干净，一卷而空。
2016年7月14日 ，“缅甸三兄弟”一家六口的卧室。 陈安凤 摄
家龙说爸爸在厨房，我们一行便进去和卢叔叔攀谈。厨房也是铁皮板房，进门的一侧板上箍着一圈铁丝，上面竖插着几支磨损的牙刷，一支干瘪的牙膏，没有漱口杯。家龙的父亲一边用蹩脚的汉语和老师交谈从缅甸到大陆的经历，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水烟。眼神里时不时闪现出惶遽与戒备的神色，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一行人吓到，以为是我们是“查户口”的。为了缓解他过大的压迫感，我们几名学生便来到院子和家龙聊了起来。
家龙说道，哥哥弟弟都上山了，还有一个七岁尚未上学的弟弟也一行上山了。“不好玩，山上不好玩。”“平时我们就帮忙在玉米田拔草，我家小弟在一旁玩。”“没有人找我们玩，我们住的太远了，放假要上山。”“我家哥喜欢画画，我家弟喜欢睡觉。”他指被太阳曝晒贴在铁皮面上大哥家安的“大作”说。他喜欢谈论他的兄弟们，隐隐有些排斥谈及关于缅甸的话题。
“家龙想回缅甸吗？缅甸好在还是这边好在（缅甸和这边哪里好）？”我们小心翼翼“残忍”问道，家龙向远处望望。远处的层层山峦，无声又静寂。他顿了良久，“有各自的好吧。”他回答说。眼神有些放空，似乎陷入了沉思。不知是在想念寄养在邻居家的小狗，还是想念原来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他只是沉默。
遭遇残酷
2016年7月2日，南桑寨子的德昂族孩子。 刘春艳 摄
田野时日过半，经过与“三兄弟“的短暂接触，似乎严格意义上的“田野”才真正开启。它将孩子们的无奈童年赤裸裸昭示于我面前，将我从美好迷眼的梦境拉扯回现实。“三兄弟”仿佛是一个裂口，他们清苦寂寞的童年遭遇将我这些时日在瑞丽户育接触到的令人心疼的小孩子们一个一个从脑海拉扯出来，当时天色已晚，难过的情绪带着酸涩的味道，一瞬间涌到嗓子眼。
想六岁的小女孩也婷，瘦瘦小小的她，是不是一直那么不起眼躲在人群角落，紧紧拉着妹妹的小手。想她是否思念在远方打工还债的父母，会不会羡慕小伙伴漂亮的公主裙；想在广帕寨子避雨时候见到的小男孩，小小年纪背着猪草冒雨回来，全身湿淋淋的模样，以及其裤子及袖子上的破洞，又怎么不令人凄凄？
相对而言，家龙三兄弟和户育的小孩子们的境遇已算幸运。在瑞丽的工地巷角，处处可寻觅到从缅甸到中国谋生的童工，他们皮肤黝黑，身穿隆基，眼神里透露着对生活的热望与对任何“风水草动”的忧惧。由于这群未成年大多是偷渡来瑞丽，日夜担心被查证后强迫遣回缅甸，这也成为中国业主压榨他们，然而却鲜有发声的根本原因。
根据路透社2016年的最新报道，在缅甸10岁到17岁的青少年中，每五人中就有一个辍学去做劳工，缅甸经济的繁荣之下处处可见这些孩子劳作的身影；更为甚者，由于缅甸各邦的冲突不断，大量孩童被征为“童子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稚嫩的肩膀过早承担起生存的负荷，小小的身体被过度的体力劳动压到变形，澄澈的眼神蒙上暴戾和血腥的阴翳。本应握笔的双手，却碌碌于工厂流水线，端起匕首机枪，着实令人心酸和愤然。
在权力争斗、利益博弈、民族地域冲突中，孩子往往成为最无辜的牺牲品，成为一枚枚被残忍利用的棋子，成为一个时代最深层的哀痛。其实很明白，没有任何标准，自己也没有权利去评介他者的童年是彩色抑或黑白。因为所有事情几乎都是多重因素构建组成，我们看到的他们所谓“心酸”的背后，可能藏着难以言表、常人不能触及理解的幸福。
缅甸佤邦儿童。 王艺忠 摄
但是我所症结的是，这些孩子的童年相对同龄人而言，更为辛劳和令人心疼，为何他们过早承受了太多？为什么他们的未来鲜有更多更广阔的选择呢？如果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星辰，每颗星辰都应该有耀眼的可能。但是残酷的现实是，有太多颗星辰被遗失，被远远抛在后面，于是它们的光芒，只能慢慢冷却，慢慢湮灭。
我想要知道“真相”，想要探明造成这些现状的前因后果，想要明白事件表象背后的逻辑体系，求索命题的正解。可我什么都不是。这些表象背后有太多复杂的事物，我无法触及，亦无力改变。我所看到的，只是我所触及理解的一片残鳞，一支断羽？
缅甸佤邦童子军。 王艺忠 摄
我至今也无法道清我所表述的所见是本初的真相或是自我建构的“事实”，我所症结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导演季丹的一段话语也许是最佳的表达：“我至今弄不清这个影片（《危巢》）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因为它对于片中的孩子们没什么实际的裨益而心怀愧疚。但是这些孩子，还有我们和他们同处的黑暗近在咫尺，当你发觉了这一点，当你一开始看，就再不能蒙上自己的眼睛假装安宁了。”
如果黑暗渐深，这世界总需要一些人。带着爱与希望，走进夜海，打捞遗失的繁星。
（本文首发于公号“无为而无不为”，原题：“在田野中遭遇残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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