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条件：美国主导还是“新型大国安排”
2011年，笔者在《美国的挑战：在二十一世纪与崛起的中国接触》一书中曾指出，尽管中美两国间并非注定爆发热战或陷入冷战，但两国对于亚洲维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必要条件持有竞争性的假定，如果双方不能通过一个相互包容的过程缓和此种竞争，那么中美很可能会转向零和、敌对的心态。这一趋势可能最终导致亚洲地区极化，同时损害各方所努力维持的和平与繁荣的目标。
不幸的是，在过去几年中，这类零和心态在中美两国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日益加强。实际上，国际媒体与地区和国际关系专家组成的小圈子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将中美任何一方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不论其影响力有多小——视为旨在弱化另一方战略地位的刻意设计。
导致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持有两套不同的核心假定。一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理念，即长期的秩序和繁荣有赖于美国独特的领导作用和主导性的军事实力：美国是安全的保证者、争端的仲裁者、威慑力量、国际法的支持者，并为地处世界重要地区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亚太地区也不例外。
实际上，对于几乎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和多数亚洲国家的领导人而言，美国拥有的军事主导地位，具有绝对能力挫败在亚洲沿岸和西太平洋、从美国本土到印度洋任何地点对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潜在军事挑战，这正是亚太地区长达七十年相对和平与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根据这种观点，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抑制了军备竞赛以及宿敌之间的武装争端，确保了各国持续聚焦和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则坚信在日益多极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秩序与繁荣有赖于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是良性的、合作的，以及保证大致公平的“新型大国安排”。此种安排植根于合作管理数量日增的共同挑战，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经由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调解分歧。在这个范围更分散但仍属于等级制的权力结构中，相对强大的国家有责任在互利的基础上引导与塑造相对弱小的国家，而非控制或操纵它们。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国有能力或意图迫使他国处于军事或者政治的依附地位，任何国家都不应在未经国际社会授权的情况下严重侵害他国主权。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这些主张都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美国为保卫诸如海上交通线等公共产品在全球承受了很多负担，为促进全球发展承受长期贸易赤字，但美国也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颇多，主张和偏好得到特殊照顾。美国的军事实力及其经济影响力确保了它在主要的金融、贸易领域和安全导向的机制中享有特权地位，这意味着上述体制的构成要素、宗旨及规则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权力与利益，这些机制的运行确保反映美国在关键问题上的主张，并且不会在未经美国允许的情况下发生大的变革。
反之，中国似乎相信一个更公平、重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国际决策过程——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国有能力单边强制他国接受其规则或者程序——将使中国获益，赋予中国在各国中享有更大发言权，限制一个被认为是傲慢的、单边主义的、有时具有威胁性的美国。
此外，两国的决策层都坚信他们所青睐的国际权力分配最能真实反映国际体系当前和未来的“现实”：对多数美国人而言，尽管全球化的力量推动各国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权力日趋分散、相互依存水平更高，但只有一个相对友善的超级大国才能凭借一己之力塑造、引领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并阻止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大威胁。对中国而言，所有工业化强国都试图控制国际秩序，以削弱或者威胁较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与繁荣。然而，鉴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日益分散，多数中国人还相信，即使最有权力的国家也需要克制主导的冲动，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他国开展合作。
尽管存在如此显著的分歧，这两种观点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大致能够和平共处，这主要因为中国既没能力也没意愿改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和亚洲海上秩序。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正在变化,至少在亚洲是如此。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驱动的经济成就、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等事态极大强化了中国对亚洲以及亚洲之外等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依赖和影响；与此同时，这也加深了中国在面对美国时的脆弱性和疑虑。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财富和力量主要源于国内资源，很多资源远离海岸线，中国安全主要依赖于庞大的陆军和少量的海军与空军。这些因素加上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建设的小规模核武库，使得中国能够依赖基于极为有限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威慑安全战略，以及以“诱敌深入”为中心的长期消耗战和常规防御。
如今，这种战略已经不可能继续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安全。中国现在必须在威胁抵达本土和沿海的关键经济中心之前开展防御，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长期主导地位则对中国国内和不断拓展的地区经济利益构成潜在威胁。
中国有能力和意愿显著削弱乃至消除这种威胁。事实上，中国持续的军事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沿海的空中、海上、导弹、外空和网络行动。中国在亚洲濒海不断增加的经济和政治外交倡议，以及对亚太地区后冷战新型合作安全架构的呼吁，同样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另外，削弱美国的海上优势和经济权势的愿望越来越有可行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续获得成功，也是因为美国和西方为经济不平等所困扰、保护主义抬头、国内政治失灵、美国在中东有失正义的战争和引人瞩目的侵犯人权行为。
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和大国权力转移的人而言，这不值得大惊小怪。随着海外权力和影响的增加、国外利益的拓展，以及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很自然地不再愿意接受或者默认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国际规则和权力结构，因为中国认为这些体系过于偏袒西方而失公允，不能体现更加多极化的全球或者地区权力结构的态势，使中国处于战略、政治和经济的劣势地位。中国或许更担心相对衰落的美国将影响日隆的中国视为威胁，进而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事实上，这一观点被多数中国的观察家广为认同。
这些观念源自国家利己主义、历史上的不安全感（和民族自豪感）、疑虑、恐惧以及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信念还源自基于恐惧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还因为中国期待利用在地区和全球不断增强的影响，以及美国相对的颓势，进而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争端中增加中国的筹码。
同时，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培育的民族自信，社交媒体以及其他媒介催生的民众对中国外交和外部影响的公共意识，这些因素共同强化了对中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自信。如今，多数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过去的羸弱以及总体上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导致中国在处理其核心利益的挑战时过于包容和被动，这包括美国对中国台湾和亚洲海疆争议声索方的支持、美国在中国沿海的抵近侦察和情报收集活动等。对这些分析人士来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以及不断扩展的利益，使中国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采取更慎重、在某些情况下更强硬的方式捍卫上述利益。此外，这些见解伴随的高昂情绪和决心通常与对美国的傲慢以及霸权主义的深切愤懑相关。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及外国观察家则认为，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主导地位的挑战仅仅是序曲，中国将付出更大努力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并最终取代美国的地区（甚至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支持多极体系，这被认作是中国在准备成为新霸权之前旨在削弱美国权力的权宜之计。对于这些观察家而言，中国对有关海洋争议以及美日对华抵近侦察和情报收集活动的强硬反应是战略布局，意在“试探”美国及其盟友的决心，并最终创造出对中国控制西太平洋地区具有实质意义的“禁入”区。这种结果将直接损及美国及其他盟友在一个开放、安全、和平的亚太地区所享有的利益。因此，鉴于中国的威胁清晰明确，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增强而非削弱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劣势，果断消除中国的雄心壮志，这似乎是美国唯一合理的做法。
不仅华盛顿之外的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持有这种观点，在美国政府内的军政官员之间此种观点也很常见。这种观点为所谓明确的威胁提供了泾渭分明、马基雅维利式的解决方案，它对多数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极具诱惑，他们笃信美国确保在海上亚洲的主导地位不仅具有巨大优势，而且也是必要的。即使一些人并不认为中国致力于将美国挤出亚洲，他们出于前述原因也相信维持美国主导地位依然是应对不确定未来的最佳保证。
美国观察家所拥护的美国在亚太主导地位的类型因人而异，这部分取决于如何看待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对几乎所有的观察家而言，底线是美国要确保有能力在任何涉及中国的重大军事政治突发事件中占据优势。另外，这些人还相信美国的同盟与伙伴也期待并寻求美国维持海上主导地位，这反过来强化了他们对此问题的认知。
这种前景的问题在于，它是基于不准确、日益不现实，甚至危险的评估，即美国在亚洲面临的威胁程度以及此种主张的可能后果。如前所述，中国之所以在事实上尝试限制或者终结美国在沿海的主导地位，是因为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担心、不安全感，以及某种程度的机会主义，而非中国拥有主导亚太的宏大战略规划，虽然中国也有人有此种主张。那些认为中国寻求霸权、使美国折服，并最终将美国挤出亚洲的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论点建立在不可靠的理论假设和错误的历史类比，或一些绝非权威中国分析家的观点之上，而非建立在对中国的战略、学说、过去和现在的行为有充分了解的真凭实据之上。
这些观察家宣称，所有新兴大国都试图在国家间等级制体系中争夺硬实力，而中国则一向是寻求主导亚洲地区的国家。然而，这些极端的观点与历史上大国关系中权力争夺与平衡、侵略与克制、威慑与再保证等形态各异的现实背道而驰。他们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近代以前，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通常是务实而互惠的、仪式性的附庸换取实际收益，而非中国通过硬实力实现控制。
此外，中国周边出现了现代的、独立的，而且多数情况下强大的民族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以及核武器的诞生虽非消除，但已大幅削弱了当今中国领导人运用硬实力支配亚洲并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的意愿和能力。毫无疑问，中国的目标是显著降低自身的脆弱性，增强在周边地区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筹码，以使邻国采取的重大政治、经济和安全行动能够体现中国的利益。对一个大陆强国而言，设定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非野心勃勃，这也并不一定会危及美国或盟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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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的论文《超越美国西太平洋主导地位：稳定中美均势的必要》。文章系史文博士从美方视角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势的观察和思考，不代表“澎湃”立场。樊吉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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