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到法国再到中国：#MeToo反性侵运动的进步与争议
“我们捍卫对性自由不可或缺的挑逗权。”
# MeToo运动盘踞西方主流媒体头版数月之久，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之后，却在法国遭遇了一场强烈的舆论反弹。
去年10月初，《纽约时报》曝光了好莱坞资深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丑闻。10月15日，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 Too”标签的状态，那么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此后，# MeToo成了一个反性骚扰的标签，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反性骚扰的社会运动，曾经沉默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公开指控加害者。
去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将那些勇敢的“打破沉默者”选为2017年度人物。今年1月7日，好莱坞女星集体穿着黑色礼服，与社会活动家一道走上金球奖颁奖典礼的红地毯，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在终身成就奖获奖感言中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女性遭受骚扰的日子已经结束，各大社交媒体开始出现奥普拉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呼声，引得主流媒体一阵紧张，纷纷讨论起奥普拉参选总统是否合宜。
而就在奥普拉宣告新的时代来临的话音刚落，1月9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封由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和其他99名来自法国艺术界、医学界和商界的女性联署的公开信，这封信被视作“性权派”的宣言。在信中，德纳芙们指斥法国版的# MeToo浪潮为“清教主义”，一如古老的猎巫时代，声称要促进妇女的解放和保护，最终只是为了将她们奴役在永恒的受害者位置上。
# MeToo运动是性的重新道德化？
# MeToo运动在法国所用的社交媒体标签是#BalanceTonPorc，意为“揪出你的猪”（rat out your pig）。《世界报》公开信直言不讳，# MeToo已经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对那些没有机会做出回应或自我保护的个人提出了公开的指责和控告，这些人与性犯罪者完全相同。在这个简易的司法程序中，男人们仅仅因为摸了一下膝盖、偷亲了一下、在工作餐时谈论私密话题或者发送具有性暗示的短信，就被草率地惩罚，丢掉了工作。
被揪出来的猪猡被送往屠宰场，不仅没有帮助女性自我赋权，实际上成为性自由的敌人。宗教极端分子、反动派和持有维多利亚道德观的人们认为女性是一个“分离”的物种，是需要被保护的、长着成人面孔的孩子。而那些被指控的男性因为一二十年前的“不当行为”而忏悔，已经导致了极权社会的氛围。
“我们捍卫对性自由不可或缺的挑逗权。”在德纳芙们看来，今天我们已经足以认识到，性冲动具有天生的攻击性和野蛮性，但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洞察力，不能把笨拙的挑逗与性侵犯混为一谈。更进一步的，女人可以在同一天领导一个专业团队，也可以享受作为男人的性对象，而不被视为“妓女”或父权制的帮凶；女人可以与男人同工同酬，而在遭受地铁上男人的冒犯后不必背负永恒的精神创伤。
在公开信看来，除了谴责权力的滥用，# MeToo运动已经逐渐演变成对男人和性的憎恨。如果没有挑逗的自由，对求欢说“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以其他方式回应这种自由，而不是把自己拴在猎物的角色中。那些影响女性身体的事件并不必然影响她的尊严，更不应该把她变成永恒的受害者。“我们内心的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珍视这种并非没有风险与责任的自由。”
生于1943年的德纳芙，1964年在《瑟堡的雨伞》中突破性的表演而成为法国女性性感赋权的化身。这封公开信的联合执笔人还包括畅销书《凯瑟琳·M的姓生活》作者凯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作家兼精神分析学家萨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员兼作家凯瑟琳·罗伯-格里莱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作家兼记者佩吉·萨斯特（Peggy Sastre）。她们之中不乏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却对这种在网络上指名道姓检举揭发的浪潮感到失望。
凯瑟琳·德纳芙
这种对# MeToo运动的批评无独有偶。实际上，在1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达芙妮·默金(Daphne Merkin)一篇题为“我们公开地说# MeToo，私下里却心怀疑虑”的评论就表示，我们正将充满道德责任的善意变成一系列有时未经证实的指控，走向政治正确文化的阴暗面。与《世界报》公开信的说辞类似，默金直言：“我们似乎正在回归一种将年轻女性视作受害者的心理学范式，她们被认为或自认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主妇一样脆弱。” 默金认为那些“沉默”的故事是被放大的，现实中许多女性都会明确地表示“我不感兴趣”或“把你的手拿开”而不是逆来顺受。而在现实中，挑逗是否一定意味着伤害？这种困惑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矛盾心理，性兴趣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混乱与不自觉的，然而我们现在正在见证性的重新道德化，这次不是通过宗教的规训，而是法律与企业的共识。
公开信的联署者多为法国各界成名女性，尤其是知识界与艺术界，她们非常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艺术自由，直斥# MeToo运动的一些“荒谬”行径：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裸体画海报被谴责；两个年轻的曼哈顿女权主义者发起请愿，要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撤下具象绘画大师巴尔蒂斯（Balthus）1938年的画作《做梦的特丽莎》(Therese Dreaming)，理由是这幅画充满了儿童色情的意味；一些法国女权主义者还呼吁法国国家电影院（the French national Cinémathèque）取消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回顾电影展……而这些事件被德纳芙们视作古老猎巫时代的宗教审查，是对艺术自由的野蛮戕害。
这封信就像“白人谈论反白人种族主义”？
对# MeToo运动的反弹折射出对女性权利的不同看法，部分源于代际的差异。相对而言，《世界报》公开信的联署者较之# MeToo运动社交媒体活跃分子更为年长，领衔的凯瑟琳·德纳芙年逾古稀，经历了60、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将性自由视作女权的核心部分。
那个时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杂志是《大都会》，它宣扬性解放运动。鼓励女性与老板调情，将其视作自我赋权的一种形式，显然与今天的# MeToo运动南辕北辙。《大都会》杂志1965年至1996年间的掌门人是海伦?格利?布朗，32年里她的思想观念几乎影响了一代美国女性的性观念。这个女性在与著名电影导演伍迪·艾伦共进午餐时曾毫不讳言：“我认为，女人最大的乐趣就是享受性和赚很多很多的钱。”彼时，大西洋两岸被同一种精神所感染。
但代际差异显然无法解释事情的全部。《大西洋月刊》记者雷切尔·多纳迪奥（Rachel Donadio）试图从美法两国的文化差异去解释这封公开信。她采访了法国国家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Unifrance的执行董事伊莎贝尔·佐丹纳(Isabelle Giordano)，后者表示，尽管好莱坞在法国引起了连锁反应，但这里有着不同的文化，在法国遭受性侵害或性骚扰的时候，没必要到网上去说“我的老板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而是直接去找警察。雷切尔·多纳迪奥认为这就是文化差异，但它来自一种隐蔽的或公开的性别歧视文化。在盎格鲁·萨克逊的世界里，许多女性认为，有众人团结的支持，说出真相是安全的，而在法国，人们担心指名道姓更有可能赢得“叛徒”的声名。
然而，这种归因也未必可靠。美国人达芙妮·默金的评论与《世界报》公开信精神遥相呼应，法国社会却对这封公开信大加挞伐。法国左翼日报《解放报》（Libération）的标题针锋相对：“性自由正在遭受威胁，真的吗？”并在标题下放上三个署名者的照片，传奇性感女星凯瑟琳·德纳芙、性学畅销书作者凯瑟琳·米勒、前色情女演员碧姬·莱尔（Brigitte Lahaie），暗示读者为什么要听这种女人的话？
致力于男女平权的法国副国务卿玛莲尼·夏帕（Marlène Schiappa）则表示该信的部分内容“让人感到震惊，甚至是错误的。”她表示，我们费了很大劲儿让年轻女性明白，一个男人在地铁上未经允许摩擦女性，就是性侵犯，最多可判三年有期徒刑，罚款75000欧元。女性应该明白，这样的举报绝不是羞耻的。
1月11日，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汀·巴尔（Christine Bard）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这封信的逻辑似乎比经典的反女权观点还要保守，因为它把自由放在了第一位。”它操纵这个概念捍卫“挑逗的自由”，而这仅仅是男性的自由，用来最小化与合法化其大男子主义的、暴力的行为。女演员海洋玫瑰玛丽（Ocean Rose Marie）则在广播中表示，这封信将压迫者打扮成受害者，就像“白人谈论反白人种族主义”。
中国版# MeToo运动即将到来？
奥普拉参选总统传闻与《世界报》公开信争议展现了# MeToo运动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联动。而在中国，它似乎仍然保持刚起步时进步昂扬的样貌。# MeToo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女性打破沉默，北航毕业生罗茜茜也是其中之一。
2018年第一天，罗茜茜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次日再次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例举证词、录音，以及第三方佐证怀孕女生的存在等证据。12年前，罗茜茜拒绝与副导师陈小武发生性关系，在随后几年的学习生活里，罗茜茜自述被陈小武“欺负得厉害”，她甚至患了抑郁症，出现幻听幻视等症状。去年10月，她在知乎上看到北航学妹类似的遭遇，如今身在美国的她受到# MeToo运动的鼓励，决定打破沉默，在那条“如何评价陈小武老师”问题下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并随后开始寻找有类似受骚扰遭遇的同学和校友，决定向陈小武发起一场迟到的# MeToo行动。
1月11日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微博发布针对该校教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的调查结果：证实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并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罗茜茜的行动被媒体称为“中国高校版# MeToo”。而就在北航公布调查结果的同一天，一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薛原猥亵及长期性骚扰女学生的举报”热传。此外，包括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内的各大高校的学生们，在北航事件的激发下，组织起了针对各大学反性骚扰机制的联名倡议。
罗茜茜并非近期第一个举报者。在此之前，去年12月19日，有网友发微博称，南昌大学国学院一毕业女学生遭学院副院长长期猥亵、性侵；12月27日，百度贴吧贴出举报帖子，举报河北传媒学院兴安校区影视艺术学院某教师性侵女生。一个月之内发生了四起高校性侵举报事件，举报密度较之以往显著上升，但能否掀起一场中国版的# MeToo运动，还有待事情进一步的发展。
在北航给出调查结果之前，女权学者吕频在FT中文网上撰文，表达了对调查结果的悲观预期。她认为，学生与骚扰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相比，学生与学校的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是最终导致此类性骚扰问题无法被解决的原因。这两种权力不对等是同构和相互掩护的。其症结在于父权性的权力体系，其特点之一是对其内部各层级成员的普遍的系统性的保护，这是体系对内维持效忠，对外保持合法的关键之一。因此，要一个这样的权力体系例如大学，和一个早已与其利益共生的长期成员切割，简直就像把相吸的磁石掰开，或者把盐从水里抽出来一样困难。
而吕频呼吁通过问责与施压，迫使体制放弃其所设的上述内外之别，将女性权利在权力结构中内部化，同时也削弱结构的父权属性。女性要做的，就是将诉求推入议程，促使“妇女的问题”被承认为公共问题。而她在实践行动主义理念的青年身上看到了改变的可能。
中国的性骚扰到底有多严重？
然而，性学学者黄盈盈与潘绥铭的性骚扰调查报告提示人们，实际的性骚扰问题与社会结构和主流话语的嬗变纠葛在一起，可能远为复杂。
《文化纵横》杂志微信公号1月13日刊载了性学学者黄盈盈与潘绥铭的性骚扰调查报告，他们基于21世纪的三次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得出了一些与大众直觉相悖的结论：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在减少，可是人们对于它的担心却在增加；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其实很少；男人也在被性骚扰；相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也存在……
调查显示，反对性骚扰的主张，并不是根据该现象的多少而提出的；而是出于对普遍正义的理念追求而抽象地提出的。一旦它成为一种社会的话语，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在社会舆论的大声疾呼之下，普通人对于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夸大；但是，这种夸大恰恰是日益提高的自我警惕，也就是对性骚扰形成了日渐有效的社会警告。结果，现实发生的性骚扰也就不得不趋向于减少。因此，社会科学绝不应该从话语的强弱出发，去推测社会事实如何。
黄盈盈与潘绥铭认为，最晚从20 世纪末期开始，反对性骚扰就已经成为一种话语，强势地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结果是，21 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性骚扰在日渐减少，可是人们对它的焦虑却与日俱增。
然而问题是，虽然“反对性骚扰”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但只有那些更加被主流化的人，才更加有可能获知、接受和认同这一话语，并借此判断日常生活的遭遇算不算”性骚扰”。相反，那些相对低层的人们更少接触和接受主流话语，因此哪怕就是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他们也很少按照主流话语的标准把它纳入“性骚扰”的范畴。
从实践行动的角度出发，反对性骚扰的正义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谁加以定义的“性骚扰”？这方面的“启蒙”是否有可能变质为“规训”？
黄盈盈与潘绥铭的调查表明，中国人对于性骚扰的主体建构不仅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话语。人们基本上不考虑所谓“客观的判定标准”，而是依据自己的感受，依据自己对于对方动机的推定，给出自己的定义并推动着社会的变迁。
而中国目前的反对性骚扰话语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公权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丑恶”三者重叠的滞后阶段中。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反性骚扰话语依然高度关注利用职权进行的性骚扰，关注男性对女性的骚扰，将所有不合宜的与性相关的言语行为都视为负面的性骚扰，而在现实中造成反性骚扰问题的盲点与误区，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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