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只言片语传家风
201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诞辰106周年。日前,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深情追忆了父亲生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家风家训对钱氏几代人为人处世的影响。
蒋英教授73岁生日时,钱学森与蒋英在书房。
钱学森一家在归国邮轮上。
在回国船上收到神秘电报
1955年9月17日,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由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香港,踏上归国之路。当时我只有7岁,对父母所说的回国其实毫无概念。
我们一家人在船上一开始住的是三等舱。一个房间里有两个双人铺,我们家占两张床位,我和妹妹睡在上铺,父亲和母亲睡在下铺。房间内空间很小,放了行李之后,别人给我们送行时送的花篮就摆不下了,只好放到走廊外面。不过,没过几天我们就“搬家”到了一等舱,住进了套间。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一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得知我们一家住在三等舱后找了船长,说:“你们怎么能让这样有名的教授住三等舱?”
回国的路上一共“漂”了21天,途经美国、日本、菲律宾,停了好几站。别的乘客都趁机下船走动走动,可我们全家只在夏威夷下过船,其余时间都没离开船舱。因我父亲收到了一封祖父发来的电报,内容很短,关照我们“沿岸切勿下船”。为了安全起见,父亲母亲照做了。有意思的是,等我母亲来到上海,向祖父询问这封电报的时候,他却回答:我没发过。
这个秘密直到我父亲回国50年之后才有了答案。那时,钱学森图书馆还在筹建之中,正逢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我们就去档案馆里看,居然找到了这封电报的底稿。电报上先是写了中文,下面是英文翻译,措辞跟我们在船上收到的一字不差。原来,是外交部惦念我父亲的安全,害怕归国路上发生意外,特意以祖父之名叮嘱他留在船上,不要上岸。
对个人阅读时间“锱铢必较”
父亲有句名言:“虽然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生活上,他一生信奉一个“俭”字。他的这种生活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我和妹妹。
刚回国时,生活环境陡然发生变化,我和妹妹起初都有些怯生生的。好比说第一次在中国喝牛奶,我们就不太习惯。以前在美国,我们喝的都是纸盒装的冷牛奶,但当时在国内没这个条件,别人照顾我们,好不容易才弄来一玻璃瓶的热牛奶。我和妹妹那时还很小,个子不高,就一起杵在那儿,一边看着桌上的牛奶,一边用英语窃窃私语说:“这牛奶怎么是热的,该不是假的吧。”父亲听到之后,只说了一句:“觉得牛奶热,那就凉凉,凉了就可以喝了。”
对吃喝不讲究的父亲,却对个人的阅读时间“锱铢必较”。
父亲爱看书是出名的。他不爱留在办公室加班,通常晚饭后“闭门不出”,独自在书房阅读,生活极其规律。这样的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
为了保证不被打扰,他和警卫员说好,“凡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都你接,没有特殊情况一律明天上班处理。若有紧急事件,你再上楼来叫我。”对于那些贸然的打扰,父亲会严厉地批评,让别人分清轻重缓急。所以,我和妹妹从小就知道,要和父亲交流就趁吃早餐或是晚餐的时候讲,饭后的书房是“进不得”的。
“没必要全拿满分”
刚上初一的时候,老师看我在课堂上很喜欢“卖弄小聪明”、抢着答别人不会做的题,就帮我报了北京市初中数学竞赛的预选赛。结果成绩出来,我只考了30多分。自打上学以来,我从没受过这种打击,所以相当沮丧。
在餐桌上,父亲看出了我的情绪,向我询问。我当时很不服气,就说,考我我没意见,但出的题有初二、初三的还没学过的内容,这算什么?父亲听罢,笑了,“本想告诉你,去不去参加数学竞赛没所谓,但如果你这么想,我倒觉得考个30多分,对你有好处。”他告诉我,从上学开始,所有的考试都是考查你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但在将来的工作与生活中,你所碰到的无数次考验,可能恰恰都是没有学过的东西。“你要有这个认识,这次竞赛就没白参加。”
一直以来,对于我的学习成绩、学习方向、出不出国深造等问题,他从没有给出条条框框的要求。他所做的就是每学期翻翻成绩册,一般只要在他的“容忍”范围内,比如说当时的5分制里我能拿到4分,他就会说,“行了,你自己能把握住就好。”真正对我严格要求的,反倒是老师。初一的一天,我正在操场上玩,老师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严肃地谈了谈成绩,说:“钱永刚,别的同学考及格我就要鼓励,但是像你这样的家庭条件,对自己更要严格。努力一把,期末争取全部满分!”回家之后,我如实跟父亲汇报,期望他能说两句。结果他“噗嗤”一笑,就走开了。
期末,我真的拿了全满分,老师满意地夸我有潜力,叫我继续保持。但回去之后,父亲看着成绩单却对我来了一句,“我觉得4分挺好的,没必要全拿满分。”往后,我逐渐明白他的意思。他说没必要全拿满分是真心话。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书,所以觉得我没有必要把精力都花费在钻研功课上。除了学习学校教授的知识,他很支持我根据兴趣读一些课外书。现在回过头想想,正是父亲对我的鼓励让我一直以来能够自由地看书。
发出“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父亲的时候,他发出了众所周知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当前,学校的基础教育由于受到应试观念的影响,往往都是重逻辑思维的训练而轻形象思维的训练。但是,通过对我父亲生平的研究,我们发现,形象思维的培养和积累恰恰对于日后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父亲曾经罗列过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的名单,排第一的就是我祖父钱均夫。在父亲的少年时代,祖父因材施教,不仅重视对书本知识的教学,更是想尽办法让父亲在“玩乐”之中培养各个方面的能力和素养。我父亲中学阶段的12个寒暑假格外丰富。从识别矿石、举办展览到抓鸟捕蛇做标本,再到学习油画、山水画,接触摄影、交响乐等等,每一样看似“不务正业”的锻炼,实际都是在提升他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审美意识等方面的能力。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我父亲其实还烧得一手好菜,当年在国外,大家都争着吃他做的菜。而这也得益于高三暑假的时候,祖父请我祖母亲自传授的技艺。祖母是烹饪的一把好手,她教导我父亲,把菜做熟只是第一个层次,更高的层次还要求学会配菜,几个菜摆在一起要色香味俱全,搭配得当。
我父亲不是那种从小跳级的少年天才,他一路规规矩矩地念完了小学、中学、大学。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身边数理化成绩和他不相上下的同学不在少数。但是,经过12个寒暑假的磨炼,若是论全面发展,父亲就是学校里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了。高考的时候,这一点也许还无法凸显,但随着学业的继续深入,到了研究生阶段,父亲的创新优势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当我们今天继续探索“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时,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文/图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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