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的三尺讲台

成繁军

我曾经三次站上过三尺讲台。生命中有过教书的日子，是件很幸福的事。

1985年6月，高中毕业的我在还没来得及规划自己人生的时候，村干部就找到了我，说村小学的王进学老师家里有事，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让我先去把娃们看着，能管个啥是啥。我还没表态，父亲就答应了。

我们村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一至五年级同在一室，只有一个老师，同上一节大课。我在村子上小学时，升到五年级后就剩我一人了。好在我学习还算用功，1979年考初中，我们东、西村两个小学共7个五年级学生，就我一人考取了离家20多里外的羊泉初中。虽然高中毕业筛选时我被挡在了高考教室的门外，但“看管”好这四十多个娃娃还是力能从心的。我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办法，当一年级上课时，就让二年级的学生在院子的平地上用废电池芯写字，三年级在离教室很远的地方阅读，四年级做作业，五年级预习。每个年级上课最多十分钟左右结束，如此循环进行。如果哪个年级只有一两个学生我就采取自学和面对面辅导相结合的模式，遇到恶劣天气就五个年级“一堂烩”。

三个月过后的一天，我当民兵连长的堂哥说征兵工作开始了，他把我的名字上报乡武装部，让我去参加体检。大概体检过后二十多天，我收到了入伍通知书，穿上绿军装，离开了43个小学生，踏上新的征程。

初冬的戈壁滩，滴水成冰，寒风正劲。当了三个多月教书先生的我，对新兵生活很是吃不消。新兵班长惠作胜和排长王志斌为了让我掌握一个动作要领，以身作则，在冰冷的雪地上反复示范。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老师，而我那三个月的老师经历实在不足挂齿。

1985年12月25日我们部队奉命开拔云南边关。为了加强军民共建，让指战员们尽快融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指导员李世全了解到新民农场职工子女上学难的实际困难，让我去帮教。临战训练是十分艰苦的，每天训练结束后，看着一个个稚嫩的小脸，我决定即使再苦再累也要努力辅导娃们的功课。看着我用老陕普通话给娃们辅导，乡亲们脸上露出了笑容。

有一次，指导员带着我来到八里河村庄，得知这里没有小学，孩子们压根儿就没上过学，只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小学”，指导员说：“这六个娃就交给你了。”面对一个个语言不通的小朋友，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段教书生涯。一年零三个月紧张而艰苦的阵地生活结束了，我作为第一批先遣人员提前下山。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背着行装在丛林中穿行。翻过一座座山越过一道道梁，“帐篷小学”渐渐远离了我的视野。那几个苗族孩子可爱的笑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激荡，我又隐隐约约看见“帐篷小学”旁悬挂的国旗在远山中飘扬。

现在想想教书生涯的三个阶段，我的那些学生娃们也都步入中年了。不知我的临时教学对他们的人生有多大的影响，但我尽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牵挂。

斗转星移，时光如梭。往事袭心，刹那间感到了温暖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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