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致独标花鸟传情 ——论刘星的写意花鸟画
李娜宋永会
大写意花鸟画是中国画特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不同于西方的表现主义绘画，又不同于当代抽象派绘画，而是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一种意象绘画形式。其核心问题在于对“意”的理解和把握。“意”主要指的是一种道义精神，是人们对道之奥义的理解和把握。那么大写意花鸟画所写的“意”，主要就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的。这应该是大写意花鸟画写意之本质。
自元代以来，由于受倪云林“逸笔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这一绘画思想的影响，写意画在注重原道精神的同时，又非常重视抒发画家的内在情感和心灵体验。“大写意”的“意”应该包含对道义精神和画家的内心情感体验这两层意思之表达。
刘星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绘画思想史，对由道而艺的中国艺术精神的发展脉络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研究历代大师的艺术人生及成功经验，又使他深信画道在于修养与书法这一基本的传统和由书而画这一基本的中国画艺术方法。于是，他注重读书，注重练字，周、秦、汉、唐，取法乎上，领悟其神，以书入画。又得以深研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石鲁等大师的笔墨，广收博取，从而形成了他目前大气磅礴、逸气洋溢、既传统又现代的大写意花鸟画风格。刘星的大写意花鸟画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表现性与审美品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现代理念与传统的道学观念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用中国传统的美学语汇说，他对不似的因素追求多了一些。但这不似又不是纯抽象，而是注重虚实相生。齐白石讲作画“似与不似之间”，而刘星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又进一步提出“写意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偏似者，乃小写意；偏不似者，为大写意”的观点。在当代中国画坛，刘星的这一理论无疑为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及艺术批评指明了坐标。
绘画贵在创新。而创新又是个胆略与才识的问题。刘星的大写意花鸟画深得传统文人画气息，又有新的突破。他能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与强烈的现代意识相结合，不论在感受上，还是在表现上，都已形成自己的特色。他用笔浑厚奔放，墨气淋漓酣畅。着意处，一丝不苟，放逸处，点到为止，所谓在纵横之大写中注重细微处的用笔，达到了收和放的高度统一。他经常对学生讲这样一句话：“要把工笔画当成大写意画去画，工笔画才能放逸而不至于缩手缩脚；而画大写意画，则要用画工笔画的细心和认真。大写意不是‘大而化之\’的写意，而是要寄豪放于精微之中，方能极精微而致广大。”事实上，观刘星的画，其静穆者，如同大山空谷；其清新者，又若美女之出浴。或骚动时之粗头乱服，或内敛时之谦谦君子，这种种的风神幻化，我们在读刘星的作品时，都能得到深刻的体验。我认为这得益于两点：第一是他扎实的基本功，第二是他在写意花鸟中对书法笔性的发挥。刘星一直认为，没有很扎实的白描功底是画不好大写意的。为此，他始终坚持写生。在传承传统技法程式的同时，他常常将写生时所获得的感受与第一印象，在创作时传达到他的笔墨中去。为此，他总是深思如何提炼出最能表达主观感受的笔墨语言进行表达。他写生从来不起稿子，尽量一笔到位。他说：“要很准确地描绘对象，认真推敲好了一笔下去，不要枉自下笔，再复杂的结构也不要起稿子，为什么这样呢？这就是在寻求情理高度统一。对于情而言，要尽可能的自由；对于理来讲，要尽可能的精到。”刘星非常注重书法用笔。“以书入画”历来就是文人画的一大特征，近代的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李苦禅、陆俨少等，无一不是有了成熟的书法面目，进而“以书入画”，将自己独特的书法用笔渗透进绘画创作，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刘星作为一位以学养滋画的学者型画家，一方面研究绘画理论，一方面沉潜于金文、魏碑及帖学书法数十年。商周书法之沉厚、静穆之气，魏碑书法之朴拙斑斓之致，帖学书法之逸气隽永与笔法之精微多变等等，这些都成为他绘画笔墨的滋养源泉。换言之，刘星是通过研究历代书法的笔墨语言来感悟和捕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本质的，再经由书法用笔，将他感悟和捕捉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源泉传送到自己的绘画笔墨中。是以他笔下的牡丹、荷花，笔墨酣畅淋漓而气韵高古，既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家的牡丹和荷花，也与同时代其他名家的大不相同。
刘星的大写意花鸟善于吸收众家的长处，尤其是他对大写意花鸟画艺术精神的本源探究和理论定位，对于推进中国写意花鸟画的理论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贡献。在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坛，刘星始终站得比较高，走得比较远。在他的作品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创新意识得以充分的体现，不仅在传统意义上，而且在现代意义上。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星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中必将结出更多更惊人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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