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评｜对“政策前二孩”不宜再追罚
继浙江省两起“政策前二孩”案后，另一起“政策前二孩”案的当事人——江苏睢宁县高作镇的仝刚、唐保桃夫妇近日表示，一、二审败诉后，他们向江苏省高院提交再审申请，并于11月20日收到了《受理行政再审申请案件暨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11月21日澎湃新闻）
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是国家对生育政策及法规做出的重大调整。“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已明确写入了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该条还规定：“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但“政策前二孩”当时未受处理，新法生效后还要不要追罚，貌似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也导致了相关当事人和当地卫计部门的“拉锯战”不断；浙江、广东、江苏……此类案件审理颇多，也一再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政策前二孩”应不应被追罚？其实从法理上不难推导出结果。无论刑法领域，还是行政法领域，在新旧法规的更迭过渡期，关于法规溯及力问题，都有个基本法律原则：“从旧兼从轻”，其要旨在于“有利于当事人”。具体说来，当事人的行为，要是按旧法规不需处罚或处罚为轻，但按新法规需作处罚或处罚为重的，那就考虑适用旧法规；要是旧法规需作处罚或处罚为重，但按新法规无需处罚或处罚为轻的，那就考虑适用新法规。毫无疑问，对“政策前二孩”，当时未作处理的，如今不应再追罚。
具体到江苏“政策前二孩”案而言，当事人仝刚、唐保桃夫妇是2012年6月17日生下第二个孩子，当时未被处理；2016年1月1日，“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新规正式生效；而2016年5月23日，他们却收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两人合计被征收104584元。当地卫计部门如此做法，不符合具体法规要求。
《行政诉讼法》第34条明文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在此起案件中，作为被告的当地卫计部门做出征收决定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只能是做出该决定之时有效的，而不能是“过期作废”的规范性文件；随着“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新规出台，“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旧规已废止——新法取代旧法本是法的废止的一种常规形态；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做征收决定岂不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实，早在去年1月11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就表示：“对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2016年1月1日之前），违反法规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已依法处理的应当维持处理决定，不能‘翻烧饼\’；尚未处理或处理还不到位的，根据有关法规和政策，由地方人大、政府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办法，依法妥善处理”。那又如何“妥善处理”？在一个法治社会，当然得恪守法治精神，遵循“有利于当事人”的“从旧兼从轻”法律原则，也不能够对“政策前二孩”进行追罚“翻烧饼”。
国家生育政策法规的调整，“全面二孩”的落地实施，有着人口红利消减、老龄化加重、生育率持续低迷的社会背景。一些地方卫计部门，不能因部门利益就无视法律规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仍然还对“政策前二孩”进行追罚“翻烧饼”，希望江苏省高院的再审和国家卫计委层面，能够进一步发出权威声音，定纷止争，为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发挥积极的社会指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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