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浏其人其书与魏晋风度
文/唐跃
一天晚上，杨文浏老弟连续来了几通电话，说是他的个人书法作品展周日在无锡开幕，原本不想动静太大，但是到外地办展，家乡亲友团的阵容太小也有一个对于接待方的礼貌问题，所以烦劳我无论如何辛苦一趟。
我很快有个香港之行，行前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然而他说，救场有如救火，怎么着也要帮这个忙，容不得我再推辞。周六抵达无锡，天已经擦黑，文浏说，明天的开幕式还要我讲几句。我说万万不可，一是我从未在书法展览上讲过话，缺少这方面的语言积累；二是我在任何开幕式上讲话从不敷衍，总想讲出一点子丑寅卯，而现在临时安排紧急任务，心里完全没底。文浏笑着说，没有那么多讲究，随便夸他几句就行。害得我一夜没睡踏实，琢磨着怎样夸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让在场的书法家们听起来不外行，大体还像那么回事。
第二天提前到了展厅，想给头天晚上琢磨的讲话内容增添一些感性的东西。总共展出50余件作品，半小时浏览一过，认识上却着实有了提升。首先，知道了无锡这地方是文浏的福地。 2013年，他在这里举办的“全国书法小品展”上获奖，2015年，他又在这里举办的“全国百名书法家争霸赛”上获奖。两次获奖给无锡的书法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促成了这一次展览的举办。其次，文浏近些年在全国性书法展览、赛事上屡屡入展、获奖，应当是不枉虚名。他能够转益多师，博取众长，在碑风帖韵之外融入一些民间书法的精华，没有囿于书法史上某一位大家的书风，从而形成了极具个性的自家面貌。
在展厅中，我对文浏的一帧小行草产生了浓厚兴趣，驻足良久，反复玩味。这是在云南土纸上书写的一则微信，并有一段跋语交代来龙去脉：“岁次丁酉仲夏时节，忽得兴致，微信车学清兄，言及绿豆芽制作工艺，其间颇多情致韵味，乃录此，记此因缘也。”类似看上去漫不经心的作品，在文浏的笔下还能看到不少。我对此特别感兴趣，第一是内容的生活化，比如述及绿豆芽的制作规程和上佳的佐酒功能，这种俗务琐事通常很难入书，但一旦入书，却被其他那些高雅的诗句和语词反衬出来，显得别具一格，趣味盎然；第二，形式也很平常，随手抄录一段微信或者是颇有心得的书摘，相当于过去的信札或读书笔记，与时下普遍追求的创作上的视觉冲击力形成强烈反差，值得细细地静静地品味。由此想开去，一说创作，立马板起脸、端起架子、留下刻意制作的痕迹，立马露出书写与书法分道扬镳的清晰分野，是否会使书法艺术完全脱离日常书写的深厚土壤，变的束之高阁，变为愈行愈窄的羊肠小路，变成少数艺术家的专利，是否属于创作的坦途正道？所以，我赞赏文浏想到哪写到哪的开放式的创作理念，愿意在书展中更多地看到信手拈来、兴之所至的作品，更多地看到书家们真性情的流露和自由书写的挥洒。
文浏的这次展览冠以“心仪魏晋”之名，可以看出他对那个时代的向往。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思想活跃、人文自觉、艺术精神充分释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人名士们创造了崇尚自然、放逸旷达、清峻通脱的魏晋风度，这是一种社会风度，更是一种艺术风度。正是在这个时代，王羲之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并使行书由此盛行开来。按照姜夔《续书谱》的说法，行书“大率变真，便于挥运”，显得“风神洒落，姿态备具”。也许可以这样理解，相对于此前中规中矩的篆书、隶书以及真书，行书则显得更加率真、洒脱，这种流行书体的应运而生，是与那个“烟云水气”的时代风度密切相关的。文浏的书法，连同他紧急邀我去无锡并临时要我夸他几句的做派，都透露出一种不拘一格、率性而为的潇洒心境，与风清骨峻的魏晋风度还真有些一脉相承、一气贯通。我看文浏的作品，最突出的印象便是不做作、不矫情、不粉饰，没有那种经过装扮的秀丽，没有那种经过雕琢的甜美，没有那种刻意为之的悬针垂露和蚕头燕尾。我看到的，只有跳掷自在的笔法和开合自如的章法，只有高古的笔性和天真烂漫的心性，只有努力把古人的用笔规范融入放松、奔放的自我状态中——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当下应当从魏晋风度中汲取的最宝贵的艺术养分。我希望，文浏的书法艺术沿着这样的轨迹往前走，一直走向通古今之变的美妙境界。
2017年11月2日于香港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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