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十问 ——徐连勇的艺术之路
本期人物：徐连勇采访者：大凤
大凤：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是不同的两个美学系统，各自具备自己的循环体系，将二者之间实现有机融合，是个很艰难的美学行动。无论是国画家画油画，还是油画家画国画，往往都有自己的局限，局限于一种既定的、程式化“语境”。我们发现，东西方美学在您那里得到了较为自然的融合，请谈一谈您是如何实现这个融合的。
徐连勇：国画和油画之间，除了题材和语言上的区别之外，还有趣味和格调上的不同。油画在中国的本土化，会让她焕发新的生机，就像佛教在印度衰微之后，以禅宗的形式在中国获得新生一样，要体现中国式的审美趣味和格调。21世纪，随着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趣味和格调的追求，在一些艺术家那里上升为思想甚至哲学的表达，戴士和就属于这类艺术家。在学会像欧洲大师一样画画之后，戴士和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不断向前探索，力争创作出体现中国趣味和格调的油画。油画到了戴士和这里，就像佛教到了慧能那里，原来的规矩和法则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是明心见性和自由表达。
大凤：国画讲究写意，油画是否也有这个传统？您是如何理解油画的写实与写意之间的关系的？
徐连勇：绘画的写意性不分中西。在人的精神深处，或者说是制高点上，东西方美学甚至是哲学都是相通的，同出自一个高山之上的源头，不过是流着流着分流了而已，分流之后，各自滋润了人类艺术的不同花园。
对于油画的写实与写意之间的关系，我这样理解：我们眼见的现实世界缺乏语言，因为那是一个物的世界，讲述的语言世界则局限于语言本身，至多是一个情感的语言世界，只有借助语言并超越语言的世界才是艺术世界。用郑板桥的话来说就是作品要能够看到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和胸中之竹的相互牵制和生发，绘画的痕迹既是物象的印迹，也是画家的心迹，相比较而言，我最看重后者。
大凤：以前您倾心于画大海，现在为何画得少了？而且我们发现，您现在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了广袤无垠的大西北，您是有意进行创作思路的调整吗？
徐连勇：绘画语言是困扰艺术家的永恒的谜题。抽象的绘画语言比写实的绘画语言更加单纯，而不是更加玄妙。单纯和玄妙不是一码事。单纯更接近艺术的本质。我为什么将笔触由大海转移到了西部高原？原来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画大海，感觉大海和我的生命深处能呼应起来，大海包含着我的生命冲动在里面。现在，海边的人工痕迹比前些年多了，我觉得却不能表达我自己了，与大海相比，贺兰山、大漠胡杨、额济纳、三江源、喜马拉雅，更能表达我对生命的感受和理解。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重要的美学的转移，艺术就是留住生命“永恒的瞬间”，是浓缩生命的形式、留住生命的方法，时间不停留，我们在时间面前是无奈的，艺术恰恰是留住时间保存生命的最好形式。
大凤：无论您画大海，画山川，还是画平常风景，您的作品给人一种倔强的、向上的、生命的力量，尤其是您近年画的西部系列油画，如胡杨系列、贺兰山系列，还有近期刚刚完成的喜马拉雅系列和尼泊尔系列，这些作品都洋溢着一种生命精神，请您谈一谈这种创作冲动的缘起。
徐连勇：直面某一类生命和生活的状态，大约就是这个缘起吧。所谓直面的对象，既是独特的生命个体，又是普通的隐在的生命整体。用坚实的体型语言，用沉着、深厚的色彩，赋予人物形象以纪念碑式的雕塑感，作品追求风格壮丽雄健、气势流畅，充盈着昂扬而优美的情韵，是我在这些系列中探索和实践的，很多时候都带着一种狠劲，我觉得，这些系列能表达出我的内心，吐出胸中灼热的雪、滚烫的石头、长驱的大风，大约就是你所说的生命精神吧。当你往大西北的大漠戈壁一站，我相信你会体验到你内心深处的苍凉和坚韧。
大凤：您是如何进行油画写生的？有什么观念？
徐连勇：对于写生，与其说是注重表现写生对象，毋宁说我更强调一笔一画在画布上留下的痕迹，在我看来，就像儿童喜欢在雪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贺兰山的远古人类在岩石上刻下岩画一样，那是心路历程，是生命痕迹，如此而已。艺术不就是表达生命吗？表达生命，就不需要绕那么多弯子了，所以我的作品不喜欢绕弯子，喜欢直接。作品的生趣，不仅体现在对象的鲜活上，而且体现在笔画的生动上，法外之妙，别有滋味。
大凤：我看您的作品，许多地方都有一种精彩的“意外”之笔，有人说这是“偶然”得到的，您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中的这种“偶然”？
徐连勇：好作品是生命中的闪电，无缘由地降临你的头顶，照亮你孤独的充满期待的内心。这种偶然，看似偶然，实质上是必然，是“必然中的偶然”，是长期沉淀之后的忽然迸发。东西方艺术史上有许多例子。好的作品不是按部就班，她一定是在你的潜意识里生长了许多年，然后意外降临的，忽然地来到你的身边，让你冲动，让你兴奋，让你不能自已，让你无法重复。这样的作品必然是新生的面孔，即便是遗传了你的基因，但强烈的个性是掩藏不住的，这样的作品最有看头。艺术创作中的偶然，许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包括诗人、作家、音乐家、舞蹈家，最高级的作品都和偶然有着必然的关系，但这个“偶然”和惯性美学无缘，和机械地、套路式的绘画无缘。
大凤：您新近创作的《珠穆朗玛》堪称您艺术的转折点，与其他许多作品不同，我认为这件作品称得上是一件接近宗教意义的作品，从构图到色彩再到人物的面部表情，包含着一种庄严而崇高的艺术情感，堪称您近年来的代表作，您是否认同？您是如何创作这件作品的？您要表达什么？
徐连勇：我并没有打算创作《珠穆朗玛》，但在我到了世界第一高峰脚下的时候，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渺小，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悲观意识，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我几乎没有怎么准备，这幅画就诞生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诞生的，但诞生了，这是事实。艺术就是这么调皮，不讲理，折磨你，又安慰你。喜马拉雅是我的向往，梵语的意思是雪域，藏语的意思是雪的故乡。珠穆朗玛峰又被称为圣母峰。这幅画，我从西藏背回来的，尺幅不大，但很沉重，像背着一座纪念碑，我常常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一遍一遍地看。我觉得，这里面有我的心理需求，我需要这幅画。
大凤：艺术史上那几位画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徐连勇：我们中国的画家有苏东坡、徐渭、八大山人。外国画家有伦勃朗、塞尚、梵高、格列柯、怀斯、弗洛伊德、基弗。
大凤：您如何理解当代美术的现代性？
徐连勇：艺术贵在创新。艺术当随时代。什么是时代？时代就是世道人心，是人类精神史发展到“此时此刻”这个点，它必然出现，是“象”的呈现。鉴于现代人在精神上的向往和需求，当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的概念产生于中世纪，到了今天，现代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具有民族性、世界性、共识性和多元性统一的内涵。“现代性”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和方式，指的是现代与过去的弑父式的决裂，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但非等同于“西方理性主义”。
大凤：认识您的好多人都说，您是一个能满足我们对艺术家想象的画家，您身上有一种行走大地的游吟诗人的气质，在您的作品深处，有一种深沉的、粗砾的、辽阔的孤独感，您认同吗？
徐连勇：这个过奖了。通过做画家成为一个艺术家，是我的追求。艺术能教给人什么东西？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感。艺术会告诉你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的纯度，什么生命的浓度，什么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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