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让我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虽然当下挑战很多也严峻得很，但是发展中国家搞不定的，实践证明我们能搞定，并且搞得有声有色，甚至在一些领域走在了世界前沿。改革开放后，我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再加上先天、后天的优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理由悲观。
《自然》杂志有一篇文章说：最适宜发展经济的气温是年平均气温13℃；年平均气温从20℃到30℃的国家，经济表现会有一个突降。这个结论符合直觉：太冷不利于发展经济，太热也不合适。人冷的时候还能干些活，在屋里工作受影响更小，但是热到30℃以上，就真没法干活了，不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这个常识往往被很多人忽略，所以他们轻易地预言印度、越南等热带国家经济会超过中国。印度年平均气温比中国高出10℃，热起来很可怕，时不时传出印度50℃高温热死人的新闻。在那么热的地方搞经济，困难很多。
新加坡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一个赤道国家人均GDP高达5万美元。其国父李光耀说过，“空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这是真心话。空调是气温经济学的伟大颠覆者，它的重大意义还没有为公众充分认识。气温合适的国家经济表现不好，可能是由于社会制度等各种问题。气温高的地方经济表现不错，空调是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条件。新加坡通过空调成功突破了天然气候条件对经济的限制，人均GDP远远高于天然气温条件类似的穷国。
世界上的国家与人口在热带、亚热带的居多。大片亚非拉国家不是热带就是亚热带偏热的，年平均气温超过20℃，所以经济落后具有普遍性。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运气比较好：国土面积大，年平均气温按《自然》论文上的统计是14℃左右，都是属于偏低的。夏天偶尔热几天，放些高温假就行了。过去很多年没有空调，也这么过来了。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空调问题上，中国竟然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国家。
经济学者观察称：空调是所有家电里和人均GDP长期相关性最高的。因为空调是个电老虎，要维持一大片空间的温度，一家可能得有两三个空调，一晚上用掉10度电很正常，而冰箱、洗衣机耗电很少。夏天空调用电大约占一个城市电网的40%，是居民用电里最大的一项。与冰箱、洗衣机相比，空调考验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同时也需要国家有足够的电力支撑能力。从各国空调渗透率的表现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基本规律：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才有条件去谈50%以上的空调渗透率。人均GDP够条件了，空调渗透率一定是50%以上。
中国空调渗透率已经高达近60%，有这么高数值的国家，不是发达经济体就是沙特、科威特这种石油土豪。有一堆国家人均GDP比中国高、年平均气温也比中国高，但是空调渗透率却比中国低很多，像巴西、土耳其、马来西亚这些人均GDP1万美元左右的经济体，普通国民明明热得要命，就是用不上空调。这说明什么？一是说明“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可能是个伪问题；二是说明中国人均GDP在全球排名不怎么准确，实际排名可能更高一些。
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很明显的，家电、汽车覆盖率上不去，几十年也上不去，虽然人均GDP注水一样上去了。中国人均GDP排在全球第80位左右，要是按照空调、手机、电脑、汽车之类的数据，中国应该可能排到前50位。在空调、汽车、手机等使用率方面，中国的数字都比较漂亮。多看看这类数字，对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底气得多，不会陷入一些似懂非懂的名词中莫名恐慌、因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而悲观。
中国现下最大资源优势还在于人口，这是一个曾经被低估甚至错估的资源。人口多，耗费资源也就多，但是——1.人类增加资源的科技手段越来越多，资源不再是制约因素。2.人的知识水平是可以通过教育提升的，而未来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知识总量”，人口多意味着提升空间大。3.人口多意味着可以在关键项目上不计成本地投入。4.人口多意味着在关键博弈上占有优势。
虽然当下中国挑战很多也严峻得很，但是发展中国家搞不定的，实践证明我们能搞定，并且搞得有声有色，甚至在一些领域走在了世界前沿。改革开放后，我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再加上先天、后天的优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理由悲观。 （摘自“罗辑思维”作者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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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回头路的条件基本不存在了
可以从三个角度阐述十九大报告的意义：从中华民族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社会主义角度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九大报告让我们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更加自信。
我们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对中国未来的持续深入改革开放的自信，不仅仅来源于其正确性，还在于其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逆转。经济学家谢作诗在《经济学家告诉你》刊文说，“十年浩劫”这样的事情很难在当下的时代发生，因为客观土壤不存在了。“文革”首先是计划经济、大比例公有产权的产物。计划经济与公有产权是孪生姐妹，公有产权必然要实行计划配置资源，也不得不实行计划配置资源。虽然是大家共有的资源，却绝对不可能像公共草原上谁都可以放羊一样，让大家平等自由使用，那样的话资源会被过度使用，价值会消散殆尽，人类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公有产权必须与计划配置资源、等级制度、论资排辈等安排相伴而存在。反过来，计划配置资源也只可能在公有产权下才能推行。如果是私有产权，谁听你的计划呀？
在计划经济、公有产权下，大家仅有一点定时定量分配的生活资料，放下手头的活儿去写大字报、搞大批判、串联、武斗就没有什么代价；不仅没有代价，还可能捞得政治上积极的好处。公有产权降低了人们写大字报、搞大批判、串联、武斗的成本，才使得“文革”成为可能。在私有产权、市场经济下，即使有阴谋家利用了领袖的威望，“十年浩劫”这样的事情也不容易发生。道理很简单，有自己的产业、买卖，让你放下手中的活计去搞政治斗争，你愿意吗？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高效率，也给社会提供了最好的稳定机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好日子再过紧日子是很难的，单是生产效率低、物质贫乏这一条就不允许计划经济重来。
有的人讲，“文革”时期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权不照样稳稳的吗？那时主体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这样的经济生产效率低、物质贫乏，但是抗经济下滑的能力也强。今天是分工和交易的经济，这样的经济生产效率高、物质丰裕，然而抗经济下滑的能力反而弱。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一个人失业没有饭吃，就是一个人失业没有饭吃，最多是一家人没有饭吃，但是在分工和交易的经济中，一个人失业没有饭吃，就会派生出众多的人和家庭失业没有饭吃，进而影响社会和政权稳定。
“文革”还需要大量没有人生阅历、容易被煽动的年轻人，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数量已经不足以支持“文革”再来。这不是说年轻人的绝对数量不大，而是占人口的比重不够多，而且互联网时代民智只会越来越开启。
不只是时间不可倒流，社会发展也是倒不回去的。中国走回头路的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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