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与打手（上）
花子虚死后，西门庆遇到麻烦，闭门不出，断了与李瓶儿的联系。李瓶儿从天堂堕到地狱，苦啊，郁闷生病，和治病医士蒋竹山，一来二往，滚了床单，遂招赘了蒋。嘴里的肥肉被人生生撬走，西门庆不爽了：李瓶儿是我的，生是我的死是我的，凭啥让你蒋竹山娶了？我可以对李瓶儿弃之如敝履，但这敝履你也没资格收留。
西门庆既是官员，又是财主，为个二婚女人，亲自找蒋竹山算账，既跌面子，也不合适。但心头的一口恶气怎么出？花几个钱，暗中雇请打手鲁华、张胜教训蒋竹山，就成为最佳选择。
有明一朝，特别是晚明，士绅与打手的关系密切。或因佃仆抗租，或因游民、饥民威胁，或因乡民抗争，士绅的人身财产安全堪忧，这时候打手有了用武之地。至于西门庆“争风吃醋”类的小情爱纠葛，毛毛雨啦。
《无锡县志》载，万历年间，全县佃户梗着脖子不交租。叶绍衷《启祯记闻录》载，天启四年，吴江县佃农，无论收成丰贱，决不缴租。崇祯十一年，吴县横金一带，唐左耕等人纠合30多个村庄的农民，歃血为盟，结党抗租，要是哪个不长眼的业主收租，大伙儿“必沉其舟，毙其人”，“挥戈执械，鸣金伐鼓，聚及千余，焚庐劫资”。大户们，惨到房没了，钱没了，人也没了。
范濂《云间据目抄》写了内阁首辅徐阶居乡时，穿囚衣戴破帽的游民，“沿街攘臂，叫喊呼号”，每天围着徐府打转的游民，不下千人。同治《上海县志》载，万历十六年，上海闹饥荒，饥民闯入大户借钱，结果是烧杀抢掠，大户死伤无数。乾隆《吴江县志》载，崇祯十三年，吴江县米价大涨，乱民朱和尚率领100多饥民，强迫大户卖米，不卖就搞死你，称为“打米”，后来其他村镇纷纷仿效。同年，苏州闹蝗灾，“斗米千钱”，申少师、范长白、管玉音等大户，被饥民抢劫一空（顾公燮《丹午笔记》）。
士绅被佃户、游民、饥民“追剿”，原因很简单，一是赋税、地租沉重，民不聊生；二是士绅“不畏明论，不畏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自个儿毁了自己。比如江阴豪绅钱海山，财货如山，嘉靖四十五年，短短两天，在许庄、马路庄的近千间房屋，被饥民抢拆一空，成为废墟（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乡绅董其昌父子，横行不法，引得三县军民共愤，齐集董宅，边拆边烧，豪宅几百间，齐齐化作了土（《民抄董宦事实》）。
第三个原因在于政府的治安力量薄弱。一方面人口流移太多，导致里甲组织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军备废弛，军人剧减，一遇大盗，望风奔逃，以至“见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明史》和顾启元《客座赘语》记载，一大半士兵是老弱病残，没饭吃，没衣穿，满脸菜色，哪怕学生也对付不了。
政府不可靠，只好靠自己，自觅“打手”，看家护院了。回到前文，某天，有六七个游民涌入徐阶家，徐府雇佣百余健儿（打手），全身涂上泥粪，将游民赶出。董其昌面对汹汹饥民，纠集“郡中打行恶少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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