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一带一路”突围全球治理困境∶中国智库的责任与希望
【编者按】
11月5日，复旦大学与“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共同举办“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高层论坛。同日，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正式揭牌。当此之时，复旦大学校长助理、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第一副院长陈志敏教授撰文，讨论当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以及复旦大学能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做出何种贡献等问题。
2017年5月15日，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记者在会场外拍照。视觉中国 资料
当下全球治理的困境也可能是好事
简单地归纳，现有的全球治理存在三大类的问题。一是国家治理的问题。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国家治理的基础上，只有每个国家得到了良好治理，全球治理才有坚实的基础。如果出现许多国家的不治理，特别是国家不治理蔓延到国际体系的核心国家，全球治理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依托。过去，西方国家常常将国家不治理视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问题，今天国家不治理或弱治理的现象已经大面积出现在发达国家世界。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出现治理问题是因为国内能力太弱和外部挑战太强，发达国家当前所面临的治理挑战完全是因为过于自满和滥用权力。
全球治理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治理的问题。在跨国和全球的层面，人类面临的自然的、技术的、经济的、安全的和社会的挑战林林总总，需要各国投入资源、提供方案、发展机制来加以应对。基于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国家自利的偏好，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常常不能投入足够的资源，建立有效的机制和达到治理的效果，形成治理缺位的状态。
全球治理的第三个也是常常被人忽视的问题是错误治理的问题。在冷战后世界里，全球治理成为一种显学，西方国家是其中最为响亮的鼓吹者。它们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了无数的研究，付诸了许多的行动。但是，在很多方面和很多领域，这些资源、研究和行动非但没有带来全球治理，反而造成了许多全球问题。比如，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干预促发了整个地区的混乱，欧洲在周边地区的民主输出加剧了与俄罗斯的地缘竞争，令中东北非地区陷入政治动荡，滋生恐怖主义和难民潮，自己也反受其害。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全球治理的问题，欧美担当全球治理的义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从负面影响而言，欧美的战略收缩意味着这些原本的全球治理核心国家正在投入更少的资源，更不愿意去为全球治理分担责任，从而加剧缺乏治理的问题。比如，美国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中撤出，意味着美国在国内的气候治理努力将出现倒退，从而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实现制造新的困难，也意味着美国将停止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提供资金，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提升气候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意愿。不过，考虑到欧美过去的治理有许多是错误的治理，减少欧美在世界事务中的介入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可以少点来自欧美的错误治理，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伤害。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问题，我们自然不必为欧美的战略收缩而心有戚戚，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种战略收缩对全球治理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全球治理新时代的变量
无疑，中国的作用是全球治理新时代的一大变量。中国成功的国家治理不仅让中国在世界中成为一个稳定之锚，中国的增量资源可以冲抵欧美战略收缩所加剧的治理缺失，而且，中国带入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方案可以减少全球治理中的错误治理，为更好的全球治理，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新的希望和可能。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合作主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一带一路”建设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合作模式不仅为国家间的双边合作提供了合作范式，也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可能。
首先，它具有共赢性的特点，强调共赢治理，而不是零和治理，中国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反之亦然。
其次是它的平等性。中国不试图确立对他国的主导权，而是在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来推进互利合作的平等治理，因而较之西方的等级治理更受欢迎。
第三是其赋权性。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自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最适合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要一国人民自己去探索。来自外部的最有效的支持是帮助这些国家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一带一路”是一种赋权治理，而不是用一种道路模式去替代沿线国家自主选择的包办治理。
第四是其吸引性。“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公开的邀请，它欢迎各个国家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通过资源的投入，中国也表明愿意承担合作的风险。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合作倡议得到了许多全球化边缘地带国家的欢迎，因为它们看到了“一带一路”建设为它们带来的发展机遇。在欧美注意力日益内倾的今天，“一带一路”的吸引治理模式自然更加广受欢迎。
推进“一带一路”必须抵制诱惑
“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向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必然之路。不过，重温以往大国的经验教训，中国外交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坚持进步导向，不走传统大国的强权老路。一个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必定是一个能够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中国，能够更为有力地推进世界的进步事业。这意味着，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不是要去追求世界的主导地位，而是要以其更大的世界影响力去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不会也不应以中国实力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二是坚持量力而行，不做大包大揽的救世领袖。中国的综合实力再发展，中国也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世界的问题还是要各国的人民一起来解决。当然，我们也知道，随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快速的增长，运用权力的诱惑也随之上升。抵制权力的诱惑并不容易，这需要中国有足够的定力。
三是坚持内外统筹，确保内外支持的良性联动。要持久地在国家之外投入更多的资源，需要内外两方面的保证。在国外，这种资源的注入要导向国家之间的共赢发展，否则必然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投资、文化价值的抗拒和抵制。在国内，这种资源的输出也必需为本国带来长期的福利，从而确保来自国内民众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持续支持。
四是坚持创新发展，破解国际合作的传统困境。西方的国际合作理论往往自我设限，要么认为国际合作需要一个霸权，要么认为国际合作需要西式民主制度，除此之外，国际合作要么是权宜的，要么是不可能的。中国推动的国际合作肯定是非霸权的，是多元制度并存下的合作。因此，如何建构持久的合作，建设“一带一路”，推进全球治理，都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目前，“一带一路”的实践创新已经走在了理论创新的前面，急需理论创新的跟进来进一步指导实践的持续创新。
“一带一路”研究院很多，复旦的特色是什么
复旦大学成立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要调动校内和校外资源，做好三大块的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本身的研究、全球治理研究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
在研究型大学内设立这样的研究院，首先是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的需要。需要推进的理论研究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包括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中国特色国际领导（或引领）理论、中国特色外交制度理论、中国特色外交伦理等。
与此同时，在高校智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复旦研究院认为也要发挥学校多学科优势，推进在各个问题领域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比如安全、经济、文化、历史、法律、传播、环境、网络安全、发展援助等等，并在具体问题上提出来自复旦学者的贡献。
复旦也有着国内高校较为齐全的地区国别研究，可以在涉及美国、欧洲、俄罗斯、金砖国家、中亚、东亚、南亚等广大区域范围内推进“一带一路”研究，未来还可以扩展到其他力量较弱的地区和国别研究。
此外，作为位于上海的一个重点大学，复旦也要以咨政研究为上海建设“一带一路”桥头堡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在国际智库网络的构建中发挥独特的优势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写进了19大报告和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说明，“一带一路”建设将是中国外交的长期和核心任务。所以“一带一路”研究院的大量出现不是偶然的。一开始的低水平重复也不可避免。对于每个单位而言，关键是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
复旦研究院把“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放在一起来进行研究，这一指导思想得到了很多中央部委和专家的肯定。我们也确实希望，借助复旦在区域研究、全球治理研究、理论研究和多学科研究的综合优势，借助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有机结合，借助复旦在国内外广泛的合作网络，可以在“一带一路”研究中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既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也为国家外交和上海发展扮演好高校智库的角色。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校长助理、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第一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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