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与“私”之间——从杰出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故事说起
潘光哲
丁文江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社群里的角色与地位，值得多方面的深入探索，更往往发人深思。他从1934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后的作为，就是个例子。
在朋友圈里，丁文江被敬称为“丁大哥”，如此称谓，便可想见他的风范。他和研究院的早期先贤，如傅斯年、李济、赵元任等，本即都有密切笃厚的私人交谊。
因此，即便他个人原先与中研院并没有密切的关系，但同这些都在史语所工作的成员早有互动，理有应然。李济便回忆道，1929年史语所自广州北迁北平之后，当时在北大地质系任教的丁文江，就对史语所的学术事业提供过意见；1931年2月10日，他更被聘为史语所的特约研究员。所以，待得丁文江出任中研院总干事后，在公事方面便开始同史语所成员有所交还，彼此间的互动，就不仅限于私人领域的交往了。
早在1933年6月18日，中研院总干事杨铨遇刺逝世，蔡元培即有意请丁文江继任其职。当消息传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就展开了劝说的行动，联合中研院的部分所长致函丁文江，请他膺任斯职，并动之以情：“见义不赴，非所谓‘丁大哥\’也。 ”几经劝说，丁文江终于答允走马上任了。
身居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位处“中央”的丁文江，虽说和史语所成员本即熟稔，往来互动频繁。然而，友朋之伦外，一旦处理与史语所相关的事务，便是公务问题了，彼此意见、观念或有差异，磨擦、冲突即在所难免。
例如，在丁文江就任总干事未久的1934年夏天，他致函史语所，禁止史语所成员外出调查工作时携眷。此令一下，立刻引发赵元任、李方桂的反弹，扬言若“不收回成命”，必欲求去。在丁文江看来，他发出这道命令的原因是：
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
理由显然正当之至。可是，赵元任、李方桂却不能接受这样的命令，以辞职为要挟。夹在中间的傅斯年只好充当调人，希望风波就此平息。丁文江的这道命令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或为事前料想不及。然而，他不为已甚，并不坚持执行自己的命令，还与当事人之一的赵元任“当面细谈两次”，诚意沟通，终于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结果。
不过，“禁止携眷”的风波，偏又与另一当事者：李方桂的学术活动及其个人的生涯出处夹杂在一起，以致情况更形复杂。先是，李方桂有计划往云南调查，即可能因此（及其他不详原因）暂而裹足。对此，丁文江本来向傅斯年明白表达他的态度，是绝对赞成李方桂的调查活动的。偏巧就在同一时分，胡适邀请李方桂到北大任教，继承刘复逝世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职位。这等倡议，显然让丁文江相当不悦，竟然“以去就争之”，蔡元培亦出面阻止胡适的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事情才大体告终。
整体而言，这些事本不应引起如此的风暴，让当事人动了气，甚至都萌生辞职以去的念头。显然，对进行田野工作这等公务之际，应该有些什么样的禁制，彼此观念大有差异，是风波的导火线。
李济与丁文江之间，也有类似的事例。由于李济要先挪动经费，但前此的账目不清，丁就提出清理旧账的要求，加上一句玩笑话，竟引发李济的脾气，造成双方间的磨擦。兼及傅斯年一直滞留北平，未南下处理所务，李济代理其职，事繁责重，更不免略有怨言，丁文江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傅斯年，希望他能好好处理这些缠结不清的情况。丁文江强调，在研究院经费困窘的情况下，他当然愿意支持“史语所挪下年款事”。可是，“本院现无丝毫余款可以挪动”，当时所能够挪动的只有研究院基金；然而，依据《研究院基金暂行条例》，基金动支，须按目送审计部，所以，院里的会计人员便要求史语所来函，声明挪款只是暂借，且于下年度扣还。丁文江声明说：“此原办事一定之手续，即无基金关系，亦应如此…… ”
他也表示，史语所至少应该对已经花用的考古研究经费“列一表来”：
究竟安阳过用多少，云岗（按：云冈）过用多少，其他过用多少，然后可以解决。至今日止，济之（按：李济）尚不能以数目告我，以生气之结果，至今尚未细查账目也……
这笔糊涂账最后是怎么解决的，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丁、李之间对于核销公务经费的态度，明显不同，确实清楚可见。然而，即便是关系最为重大、处理起来也最令人头疼的账目经费问题，身为史语所“上级长官”的丁文江，多少还是顾念私谊，尽量给予方便，不会摆出非得公事公办不可的架子。
在华人社会里，朋友之伦与公务交涉，往往缠结不清。对这一群绝对是第一流的知识人而言，彼此同处共事，私谊公务之间如何拿捏分寸，善分其界，亦复如是。丁文江与史语所成员的友谊，是他们互动往还的基础。然而，当他出任中研院总干事后，彼此相处之正道，非仅友朋之伦所能涵摄。一旦交还往来涉及公众事务者，观念不尽一致，想法也有差异，磨擦、冲突在所难免，双方的互动，往往因此横生波折。我们可以推想，对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公”、“私”之交涉及其分界，如何拿捏得当，相处相得，或未能臻其美善。这段故事，值得已然步入下一个百年的知识分子，深体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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