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吃鸡自由” 真的没那么容易
近来,一则关于中国成功自主培育白羽肉鸡种鸡的消息刷屏。不少人直到此时才了解到,占据中国鸡肉市场半壁江山的白羽鸡养殖长期依赖国外种源,中国人实现“吃鸡自由”并不简单。白羽鸡的故事再度揭示了全球长期存在的“食物垄断”现象,同时也表明,在高度全球化的市场中,掌握食物生产和流通的主动权,对保证供应稳定,确保产业发展、种业和生态安全十分重要。
肉鸡育种行业近40年的垄断被打破
中国白羽肉鸡种源长期被欧美企业垄断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文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福建圣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东北农业大学和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圣泽90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和广东佛山市新广农牧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广明2号”,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和思玛特(北京)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沃德188”等3个快大型白羽肉鸡品种,获得可正式对外销售种源鸡的审查牌照。这标志着中国在肉鸡育种行业打破了西方企业对国内市场近40年的垄断,中国肉鸡市场拥有了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
在中国,鸡肉是第二大肉类消费品种,而近一半鸡肉产量都来自于白羽鸡肉。2020年,中国鸡肉总产量达到1865.6万吨,其中白羽鸡肉占比达52.4%。因饲料转化率高、生长速度快、生产效率高等优势,白羽肉鸡的产业化、市场化程度很高。
但自2004年开始,这个品种的种源就全部依赖国外进口。1916年成立的美国科宝育种公司和1923年成立的德国安伟捷育种公司,垄断着全球白羽肉鸡祖代鸡市场,二者市场份额之和超过95%。
在白羽肉鸡自主育种成功之前,中国每年要引进80万-120万套的祖代鸡,存栏7000多万套父母代种鸡,出栏50亿只商品鸡。以2020年为例,白羽肉鸡的出栏量在49.2亿只。
据透露,以往全部依赖进口的时候,种源受限,价格波动非常大,白羽肉鸡父母代最高时可以卖到120元/套。随着国产品种的培育与推广,白羽肉鸡父母代的价格会大幅度下降,只要供应正常,价格就会相对稳定,不会有大的波动。
深度分析
“吃鸡自由”来之不易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食物也不例外。因为全球化带来的物种交换、技术进步和运输革命,人们不再只吃自家后院种出来的新鲜蔬菜；伴随着农业工业化的过程,无论主粮还是零食,都逐渐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商品。
这种变化产生了很多影响。有些影响是积极的,比如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否则根本无法供养地球上现有的人口；还有一些影响是负面的,比如像涉及白羽肉鸡种鸡的“食物垄断”。
从2004年以来,中国白羽肉鸡种源100%依赖进口,既是产业发展的瓶颈,也是影响国家种业安全的短板。很多中国的地方鸡种因为生长速度、出肉量不如白羽肉鸡,慢慢淡出市场,甚至直接绝种。本土鸡“离场”本身是市场行为的结果,但经过现代技术培育的白羽肉鸡无法自行繁殖,还要依靠“外援”配种。
尽管不太可能出现美国公司断供种鸡导致中国人吃不上肉鸡的情况,但种鸡定价权无疑掌握在他人之手。如果供应被控制的不只是种鸡,而是某种重要的食物、饲料原材料或者每天赖以生存的主粮呢?
这并非耸人听闻。从全球农业发展来看,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食物体系中的垄断对各国粮食安全和产业安全产生直接影响,甚至有时能成为地缘政治武器。
“ABCD”的垄断操控
提到全球食物生产体系,不能不提国际四大粮商——“ABCD”,即美国的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的路易达孚(LouisDreyfus)。业内普遍认为,这四家企业垄断性操控了全球谷物大部分交易量,拥有举足轻重的定价权。
在全球食物交易中,“ABCD”集中着大量资本,对全球食物上游的原料和期货、中游的生产加工和品牌、下游的市场渠道与供应都拥有垄断性权力。近几十年来,传统跨国粮商等涉及转基因业务的公司合作,进一步在转基因育种等新兴领域巩固权力。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粮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已故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指出,全球化引发的生产结构性权力扩张,正推动国家间政治向跨国社会政治转变,掌握全供应链的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全球生产结构的掌权者。
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曾因为引进并大规模种植美国转基因大豆,不得不向美国支付大量专利费,在国际市场上严重依赖大豆出口换汇购买其他主粮。
事实上,包括“ABCD”、大型转基因育种企业在内的跨国机构近年来也在国际粮食期货市场试图争夺中国部分主粮控制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回击。
“食物主权”警醒各国
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认为,人们被全球化的食物生产体系所控制,无法接触到更天然健康的食材和更具传统文化意义的饮食,会给健康带来严重风险。这些机构提出要尊重“食物主权”,即生产、运输和消费食物的人,能够掌控食物生产和分配的全球机制与政策。
“食物主权”概念于1996年由非营利组织“国际农民运动”首次提出。虽然“食物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户和中小农场主在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打击后的“应激”反应,但从根本上揭示了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食物体系的基本矛盾,即跨国公司模式和较为小型的社群本位农业模式之间的矛盾。
然而,“食物主权”思想目前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首先,这一概念比较模糊,从最初关注中小农户的利益,到关注女权,再到关注气候、污染等种种议题,导致泛化不清。其次,在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下,“食物主权”无力挑战跨国企业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无力挑战农业工业化、规模化趋势。全球化极大推动了农业发展,其效率远远高于小农经济。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最后,“食物主权”并没有得到各国政府广泛承认。“食物主权”含反全球化思想,与很多国家奉行的自由贸易、全球化政策相背,导致其只能停留在概念层面,较难在公共政策中落地。
尽管如此,“食物主权”仍警醒各国政府和民众,要正视现有全球食物体系中西方及其跨国公司掌控的结构性权力,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同时,警惕旧国际格局带来的威胁。
本报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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