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故事】 一个麻醉医生和他捐出的一亿元
小笨 王珊
今年10月，华西医院麻醉科主任刘进提出向华西医院捐赠一亿元人民币。“我今年65岁了，过去65年，可以说头30年还是非常艰苦的，那时候国家相对比较贫困，这30年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我已经很满足了，再拿很多钱去过更好的退休生活是浪费，所以把这笔钱捐赠出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刘进这么解释自己的决定。但好奇并没有因此结束，“一亿元人民币”超出了人们对于医生收入的想象。
另一类医生
华西医院麻醉科的制药实验室“麻醉与危重急救研究室”已经搬到了科技园区，占据整整两层楼。门口还挂着“国家地方联合麻醉转化医学工程研究中心”的牌子。实验室有3000多平方米，里面的设备仪器总值达三四千万元。“一块砖就要一万多块。”张文胜半开玩笑地说。他2002年跟刘进做博士后时进入新药研发小组，现在是新药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之一。
在国内，医院实验室从化合物合成开始进行新药的研究与开发的状况并不多见，大多数临床医生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在病人身上。“他们对药物的理解是，如果有新药上市，要迅速了解药物的药理和代谢特点以及不良反应，并在使用中去尽量控制药物的不良反应，让病人获得最好的疗效。至于新药的研究与开发，是药企的事。”张文胜说。他将刘进称为医生群体里的“另一类人”——喜欢去琢磨如何优化药物。
从2013年开始，每周二上午，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刘进都会在9点准时到医院四五公里之外的实验室，和团队一起讨论新药研发的进展和实验中的问题。很多麻醉科的医生都有被他下班后或者周末“骚扰”的经历，小到动物评价实验的具体操作细节，大到药物在临床的优势和不足——只有跟临床医生一点点讨论、不断发地交流，最终才能摸索和建立最符合临床真实场景的研究方法。比如做动物实验，如果是全身麻醉，需要考虑动物的通气问题，这些具体的操作都是在跟临床医生讨论交流中学会的。
新药研发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失败，再从失败中寻找希望的过程。2013年，团队曾开发了一个全身麻醉药物，前期的实验数据让人兴奋，在小动物身上的实验效果都很好，后来用到大动物身上，药效一下子变得非常差。这个项目先后投入了800万元，是团队以往所有的成果转化的营收，整个团队都很沮丧。有时候实验数据很不好，向刘进汇报时，对方总是非常淡定地安慰，“你看，从这个实验结果中至少知道了我们的尝试是可行的，这个方向是有希望的。或许往这个方向再走一步就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数据、更好的结果。”
这几年，麻醉科新药团队相继转让了7个新药专利给药企，总营收超过8亿元。刘进捐出的一亿元，是多年药物转化后他个人所得的部分。
捐出一亿元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规范化培训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后，人数才有明显增长。培训带来的效果是显性的，华西医院的麻醉死亡率已经下降到1/100万，与之相对照的欧美国家的标准麻醉死亡率一般在1/20万以下。
在规范化培训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前，许多医学生对制度充满了不解，参与规范化培训的医师群体也很不稳定。有些学生会将培训当成一个暂时的落脚点，一旦找到工作，就会离开。虽然2012年华西医院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上的投入就已经超过1.06亿元，但和正规医生的收入比，工资低仍是住院医师离开的主要原因。
从2003年当选人大代表后，刘进每年的议案都是呼吁将规范化培训制度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在议案里，他参照国外的经验，希望国家能给每个住院医生提供10万元/年的费用。其中，3万元给规范化培训基地，用于带教人员的工资及教学资源支出；剩下的7万元按月分发给住院医师，以保证住院医师的收入不低于当地的中等收入水平。他也曾多次向院领导反映教学岗位医生们的职称晋升难题。“职称的事情不解决，我们哪一个老师愿意长期来奉献？”
这些困境都是刘进捐出一亿元的初衷——他希望用这笔钱来奖励教学中的优秀师资和优秀住院医师。
“现在，很多国内的医院不太重视医生的培训。作为一个临床医学院，尤其是教学医院，为全国培养合格的医生，这是医院尤其是教学医院最主要的任务。他们日后如果留在中基层医院，让所有的常见病都得到规范的治疗，就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我们（华西医院）这样的行动，引起社会的关注，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更加规范化。”刘进的回答平缓坚定，仿佛说出的不是一个回答，而是多年盘旋在他脑子里的一个信念。（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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