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趣事 孙英伟
?●知青在张思德墓前献花宣誓（资料图片）
?● 知青推磨（资料图片）
我在延安插队四年，担任生产队会计两年，期间的有趣经历令人难忘。
成人之美，误当会计
插队一年多，我和社员们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70年的某一天，书记杨生旺和一队队长徐步贵找我谈话，他们对我说“：现任会计、回乡知青许志富想离开队里，到公社信用社去工作。他是生产队里唯一上过中学的文化人，如果他去了公社，社员中再也找不出一个能识文断字的人担任会计了。队里研究了，准备让你接任会计工作，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能行吗？”头脑单纯的我问了一句。
“没问题！”书记和队长连连说。
听了他俩的回答，我想这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对我的信任，我点头表示接受。
这时，我发现徐步贵队长欲言又止，只是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徐队长，您怎么了？”
“你可想好，真要接会计吗？”徐队长的眼神中充满忧郁。
不谙世事的我实在读不懂他眼中的含义，于是把目光转向杨生旺，书记的眼中也出现了片刻迟疑，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他笑着冲我点点头，说：“你脑子好使，大家都推荐你干，你就接受吧！”
在他的鼓励下，我欣然答应了接手会计这项工作，并下定决心，不辜负组织和社员的信任，做一名让大家放心的好会计。
当天，许志富就和我交接了工作。交接工作的时候，他认真仔细地告诉我如何做账，并说我工作没问题。交接完后，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连连对我说了好多声谢谢。
两年后，我才知道，队里本意不放许志富走，以无人接替会计工作为由，企图留住他。征求我意见只是一个假意的“陷阱”，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当上了会计。
超常记忆，让人信服
初任会计时，由于我的工作方法与他人不同，竟然引起了社员对我的质疑。他们背着我，“演出”了一场考验我的“戏码”。
那时队里经常分粮食和蔬菜。分配原则采取“二八开”，即八成按照人头分配，二成按照工分数分配。分配的时候，先称出准备分的食物的总重量，再按二八开原则，算出人员和工分各自的平均值，再分别计算出每户人头数应分重量和工分应分重量，两项加起来，即是该户人家应分得的食物重量。
这种算法简单易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分配粮食和蔬菜的时候，一队当时有44户人家，我拿着算盘，一会儿就算出了每户人家该分多少粮食和蔬菜，速度之快超出他们的想象。让社员不可思议的是，我算完后，把账本一合，垫在身下坐着，再也不看账本，凭记忆就能报出每家应分几斗几升，几斤几两。
看着我分配粮食和蔬菜的方式，社员们着实不安。因为分粮分物是各家大事，一家老小全指着这些粮物生活呢！那时家家粮食不够吃，各家能上工的男人、婆姨、娃娃们都竭尽所能去挣工分，如果算错了，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社员们都用疑惑的语气对我说：“40多户人家，每户应分多少粮食蔬菜，你只算一遍，不看账本就记住了？你这个年轻娃娃平时做事认真，可在分粮食蔬菜这件事情上，咋能是这么个做法呢？”
不少揪着心的社员找到书记、队长，说出他们的疑虑。后来，他们商量了一计。他们在我算完各家各户所得粮食蔬菜的具体分量之后习惯地把账本放在地上，坐在上面准备开始报数的时候，就让一个小孩子搬来一块坐着很舒服的石头，叫我坐在石头上。当我惬意地坐在石头上的时候，他们趁机偷偷拿走了我的账本，看我报出的每一家分配的粮食和蔬菜的数字和账本上登记的数字是否一致，看我是否真的能过目不忘，再进一步核实我算出的数字是否正确。这样的测试，他们偷偷进行过两次，结果便是亲自证实了我的计算完全正确，记忆准确无误。
这下，大家彻底服气了。私下里议论纷纷：“这个北京娃真行！脑子和咱长得不一样啊！”半年之后，我才偶然听到社员们在闲谈中，讲故事般说起此事。
化解危机，验证记忆
老乡的偷测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记忆的超常。后来在我兼任瓜园会计时，运用自己的长处，化解了一场虚惊。
我们村对面是朱家沟煤矿，每到夏天，煤矿工人都会在下班后，三三两两地来到我们瓜园吃瓜。他们经常蹲在田边，打开一个西瓜，几个人一起吃。吃完离开瓜园的时候，还要再带上两个。他们很少当时付款，都是先记账，秋后一起结算。于是，我用一个软皮笔记细致地记录每一笔赊账。因为瓜园和菜园是队里仅有的副业收入，社员们全指望这些收入支付一家老小来年的柴米油盐和吃穿用度的费用。
天气渐渐转冷，瓜园的瓜也卖完了，该收账了！我和瓜园的负责人乔文成准备把赊账算清。谁料那天我刚到瓜园，一向沉稳的乔文成着急地说：“这可咋办？赊账本不见了！怎样寻也寻不着！”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得惊叫了起来“。那可怎么办啊？怎么向社员交代啊！”我手足无措地钻进瓜棚里乱翻起来，账本还是不见踪影。我只好沮丧地坐在瓜棚里发呆。
静下心来，我仔细回想账本上的记录，那一页页账目仿佛都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我想起社员当年说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于是开始试着在纸上凭记忆复原账本。一页、两页、三页……半个本子的账目居然都回忆起来了。乔文成也记着几个他熟悉的人赊账的数目，和我回忆起的账目对了一下，没有错。我和乔文成终于松了一口气。收账时，煤矿工人对我报出他们的赊账金额毫无疑义，钱款陆续收了回来。可喜的是，后来乔文成在瓜棚地上铺的毡垫下面找到了丢失的账本。我拿到后，迫不及待地和凭记忆恢复的账本核对起来，只有两处小小的错误，其他的都准确无误。我的记忆力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离开农村，书记相助
离开延安的前一年，我偶然看到书记杨生旺写的日记。他在日记里大意是这样写的：“有件事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让小伟知道，不知这件事对她是好是坏，她们早晚是要离开延安的，到那时候，她因为这件事走不了怎么办？”我忙问他是什么事。他这才告诉我，当年许志富要离开农村，队里大多数社员都不同意。小队会计是很重要的岗位，不光要有文化，还要大家信得过。大家怕知青接手后，万一知青要离开延安，队里就真没有人能接任会计了。许志富知道后急坏了，想尽办法找干部们说情，说这是他唯一走出农村的机会，是改变一辈子命运的转机，不能放过。研究的结果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们觉得我怕接手这个工作之后不能离开延安，会拒绝此事，那样的话，许志富自然就走不成。
许志富的老父亲找到队干部，让他们不要告诉我实情，看我自己是否愿意接手会计。岂不知我当时单纯，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些问题，只知道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具体怎样扎根，自己也没概念。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接手会计工作的事情。
就这样，我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会计这份工作。从而让生产队永远失去了许志富这个可用之才。我埋怨书记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他说答应了的事情不能说话不算数。但他也担心以后我真的要离开时，也会因此事走不了。让我早有个思想准备。
1972年，绝大部分延安知青被招工，在我面临是走是留的关键时刻，还没等我考虑这个问题，作为大队书记的杨生旺就决定亲自兼任小队会计，让我离开生产队。社员们当然没有意见。杨生旺对我说“：你放心吧，一切都交给我！”我感恩遇到了杨生旺这样的好书记！
感恩前任，惊为同行
回到北京，我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1995年的一天，和我既是校友又在同公社插队的机关党委负责人董晓玲找到我，她说机关党委准备组织总行的团支部书记到延安考察，如果我想去，她去和我们部门的领导交涉，借我同去协助工作。听了以后，我兴奋不已。那时我离开延安已经26年了，多想回去看看情深义重的父老乡亲，看看延安的山山水水。
于是，经过领导同意后，我们十几人向延安进发，我们乘的车辆又行驶在熟悉的黄土高原上。坐在遮风挡雨的轿车里，我想起1969年去延安时，在冰天雪地中，坐在敞篷大卡车上忍受着彻骨寒冷的事情。真是今非昔比。
延安变了，大变了！变得繁华、时尚，旧貌荡然无存。我们住进了当时延安条件最好的宾馆——市人民银行培训中心。
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崖里坪，见到了久别的杨生旺、乔文成、高三牛、乔文亭……见到他们，我分外激动！杨生旺已经在公社工作多年，他问我晚上住在哪里，我说出宾馆的名称后，他问我“：见许志富没？”
“谁？”我问杨生旺。
“许志富啊，就是你当年接手了他的会计工作，他才得以离开村子，忘了吗？他现在就是这家宾馆的负责人。”
我才猛然想起此事。
晚上回到宾馆，我就向前台的服务员打听此人。我直呼许志富的大名。服务员听后一脸惶恐，说：“他是我们培训中心的一把手，您要见他？那您先回房间，我去请示一下。”
不一会儿，有人敲门。只见许志富带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门外。20多年了，他变化不大，依然那么文雅白净，只是多了几分沉稳和老练。他显然没有认出我来，只是指着那位跟他一起来的小伙子，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办公室主任，您有什么事，尽管和他说。”
“你仔细看看我是谁？不认识了吗？”
他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惊喜地说：“你是小伟吧，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真想不到！”
我们互相寒暄着，要说的话太多。他说：“今晚上你一定要去我家坐坐，你是我的恩人，当年没有你，我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农村了！”在他的热情邀请下，我随他去了他家。他爱人见到我之后，也非常高兴。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才知道，许志富到公社信用社后，干得非常出色，最后升职为延安市人民银行行长，而且是个非常优秀的行长。不幸的是他唯一的儿子发生意外去世，爱人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一病不起。他的身心也受到了极大伤害。为了不影响工作，他辞去人民银行行长的职务，到培训中心任职。这事虽已过去多年，他们说起来还是伤感不已。
那天，他们夫妇一再感谢我，说是我成就了许志富。机缘巧合的是，许志富离开农村后，在人民银行系统得到发展；我回北京后，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我俩都从当小队会计起步，最后都进入了金融行业。虽然远隔千里，却是同行，都在金融系统为国为民工作。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
插队的故事多得说也说不完，延安的人和事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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