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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的前夜

济南日报 2021-04-13 11:17 大字

“十四五”期间是我国面临人口发展转向性的一个变化阶段。第一,我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的前夜;第二,我国的老龄化发展将从快速进入急速增长的阶段;第三,我国人口红利在快速下降。因此,无论是“优化生育政策”,还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都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前不久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这是啥意思?

侠客岛刊文说,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

从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看,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观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就降到了2.1的更替水平之下;据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3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则进一步降至1.18。“即便考虑可能存在的误差,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1),也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0)。”

从人口出生率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这也是2000年至今,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最低值。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为何急剧下降?对此,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认为其背后有3个因素叠加:一是“全面二孩”释放的堆积生育逐渐结束;二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从最初的2600万人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1400万人左右,导致未来十几年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锐减约40%;三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对城市人口来说,“少生”也是理性选择:“现在大学扩招,每个人教育时间拉长,普遍结婚生育的年龄就要往后推;再考虑到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养育成本、生育对于职场女性潜在的事业影响,晚婚晚育、少育就变得非常自然。”

社会性问题背后是无数个体的理性选择。若生儿育女的实际难题无法破解,少子化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在人口研究学者何亚福看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破题关键。他建议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3岁以下孩子入托率,给多孩家庭减税,减轻双职工家庭照顾孩子的负担。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难题。举例来说,目前0至3岁公立幼儿照护机构较少,生养孩子对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而言,几乎意味着数年事业空窗期。“若能建立完善的公共托幼、抚幼市场服务体系,尤其关注0至3岁婴幼儿群体,将给犹豫是否生子、是否要二孩的家庭以直接帮助。”黄文政说。

人口问题是大问题。过多,超出社会和资源承载能力;过少,可能带来劳动力和社会活力不足、养老压力剧增等结构性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营造一个“乐生愿生”的整体社会环境,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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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意味着什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涉及到生育政策的内容包括: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法淡出,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最新的提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规划《建议》针对生育政策的表述中,一个是提出“优化生育政策”,这个提法其实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就提出过。值得关注的是“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是最新的提法。

什么是“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的理解是,“这个表态是留有一定余地的,我认为未来生育的政策调整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出来,如果相关数据较低,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政策”。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一提法没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目标,而是有弹性和回旋余地的。我国有14亿人口,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很重要,暗含着一个求同存异的指向。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就意味着目前的生育政策没有达到相应优化的目标,大的方向还是要进一步进行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陆杰华表示,从调整生育政策的节点来看,近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2010年的生育率数据,生育规模及生育水平是否仍然处于下行态势?另一个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能最早也要2021年五六月份才能出来。

陆杰华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面临人口发展转向性的一个变化阶段。第一,我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的前夜;第二,我国的老龄化发展将从快速进入急速增长的阶段;第三,我国人口红利在快速下降。因此,他认为无论是“优化生育政策”,还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都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之前表述中都是强调行动,这次上升到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转变。“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不可能完全应对老龄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还需要构建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让老百姓生得起也养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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