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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天下】美国“花钱”有恃无恐 全球经济风险上升

安徽工人日报 2021-04-02 03:56 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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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将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如加剧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增加全球金融动荡风险等。美国此举将进一步损害美元霸权基础,推动全球货币格局大调整。为此,世界各国需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一项总额约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并表示希望国会今年夏天批准该计划。

此前的3月11日,拜登刚刚签署《2021年美国援助计划法案》,推出价值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

凭借美元霸权地位,美国肆无忌惮地大手笔“花钱”,财政货币政策边界愈发模糊。美国通过债务货币化的方式,力图将经济刺激效果留在国内,让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传遍全球,向他国分担美国危机处理成本。

这种自私性复苏,不仅美国难以独善其身,而且还会给世界经济复苏蒙上一层阴影,加剧全球经济风险。

第一,债务负担损害经济增长动力。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3月美国联邦债务规模高达27.9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30.1%。债务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将会导致财政“挤出效应”,影响联邦政府重要项目支出,拖累美国长期增长,压缩应对下一轮危机的财政空间。

需要警惕的是,面对高额债务形势,美国处理方式不是通过传统的压缩支出、大幅提高税收“过紧日子”,而是凭借美元国际地位,美联储直接大幅购买美债资产,通过债务货币化的方式稀释债务负担,损害他国应对危机和加快复苏的能力。

此外,美国不计代价财政刺激做法的“示范效应”,引发全球许多国家效仿。一旦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或导致财政脆弱国家再次发生债务危机,加剧全球经济二次衰退风险。

第二,严峻的通胀风险悄然迫近。

回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通胀,美国政府财政挥霍无度、美联储大量货币放水,是通胀飙升的根本性原因。

而在当前,历史似乎正在重演。

从货币方面看,在美联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2020年12月美国的M1、M2已经分别高达17.7万亿、19.8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6%和24%。目前状况已经表明美国货币流动加速,潜在货币驱动的通胀压力上升。

从财政方面看,美国经济学家预计,当前美国产出缺口约为6500亿美元。但去年12月美国政府已经通过9000亿美元刺激措施,加上本轮的1.9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刺激力度远高于两倍产出缺口的实际需要。这势必会引发美国经济过热。

伴随疫情好转和经济封锁解除,美国消费和投资需求报复性陡然上升,加剧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

由此,双重驱动的通胀风险似乎不可避免,萨默斯、布拉查德等美国经济专家已经发出风险警告。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约40%-72%在境外流通,这意味着美国将很大一部分通胀压力转向全球。

此外,经济复苏后全球需求上升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会增加其他国家输入性通胀压力。

第三,潜在金融动荡风险上升。

截至3月4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高达7.6万亿美元,其中基础货币已经高达5.66万亿美元。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大量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项目将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数倍进入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并带来多重风险。

一是资产价格泡沫。大量热钱从美国等发达国家流向获利更高的新兴市场,推动当地资产价格泡沫。因新兴市场金融的脆弱性,一旦短期资金快速流出,将引发泡沫破灭,甚至是金融危机。

二是汇率波动风险。全球资金流动速度加快、频度上升,将增加美元、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给他国造成资产配置的额外成本和损失,增加全球金融动荡风险。

三是金融投机与过度创新风险。资金的低廉成本以及资本的逐利性,将使投资者增加风险偏好,具有过度金融创新的冲动,或成为下一轮危机的隐患。

第四,美元霸权信誉受损,预示国际货币格局大调整即将到来。

20世纪“大通胀”期间,美国国内经济一团糟。为应对困局,美国不仅采取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做法,而且彻底抛弃了黄金美元兑换的核心原则和基本义务,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合则用、不合则弃”始终是美国金融霸权的真正“黄金”标准。

在当前美国债务急速膨胀、美元构成长期贬值基础、拜登仍乱用制裁大棒、他国经济金融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美元霸权基础将会面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最严峻挑战,全球金融格局与秩序可能会迎来大调整。

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需要再次携手并肩,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在多边领域,全球主要经济体在G20等多边框架下,不仅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而且应呼吁推进约束美国超发货币的强制机制,让IMF在汇率监督、提升SDR影响力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各国共同探讨符合共同利益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

在地区层面,以区域自贸协定为依托,地区国家应继续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推进地区贸易投资自由流动,培育地区经济增长潜力。探索以本币互换为基础的地区货币合作,减少汇兑风险和损失。

就各国而言,要严防输入性通胀和金融风险,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约束,密切关注热钱流向,审慎应对债务问题,提升资产多元化。各国应以此为契机,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政策储备。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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