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 浙江凭什么
原创 杨弃非 城市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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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正在全国“两会”审议当中。在已披露内容中，浙江新晋“升格”。3月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指出，此次纲要草案明确提出，将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并将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在此基础上，纲要草案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这意味着，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与富裕程度指标均位于全国前列的浙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先行探索机遇。纲要草案更将支持该示范区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并列，作为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新一轮升级在浙江早有“蛛丝马迹”。
在今年1月举行的浙江“两会”上，省长郑栅洁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十三五”时期，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7倍缩小至1.96倍，未来五年，浙江将率先突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率先走出促进浙江全省人民共同富裕之路。
浙江农村有多“富”？
春节前夕，“浙江的农村能有多豪华”突然登上微博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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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则转发评论直逼十万的微博中，浙江乡村呈现出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景象：数层高的小洋楼沿街坐落，个个自带庭院，中西混搭的装修风格极尽“奢华”，就连路边的公共厕所也被统一成类似风格。在“浙江的农村真的让我傻眼”的感叹下，却引来“这很奇怪吗？”“这不是十年前的标配吗”等一连串反问。在一众“凡学”评论和晒图中，有人“卑微”地发现，“只有我是乡巴佬”。
浙江的农村有多“富”？
最新数据显示，在全国31个省份中，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第3位、省（区）第1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第2位、省（区）第1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第20和第36年位列全国各省区首位。
具体到城市，根据2019年数据，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嘉兴，达到37413元。放在全国来看，在31个省份中，该水平超过17个省、市、自治区同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即便在整个长三角，嘉兴、舟山、宁波、杭州、绍兴五座浙江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揽前五，不仅超过苏州、常州等同样以村镇经济闻名的城市，就连上海也难望其项背。
富裕的农村甚至让不少浙江城市出现“强枝弱干”形态。典型的如温州，三个下辖县（市）多年位居全国百强县行列，但城区人口等指标排名远低于全市经济表现。提升中心城市带动力的目标，更被多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浙江也是城乡居民收入比较低的省份。2020年，浙江1.96的水平仅高于天津、黑龙江两地，远低于江苏、广东等发达省份。
但仅仅是“富”，还不足以形容浙江农村。种种迹象表明，它们不仅“藏富于民”，还“用富于民”，公共服务水平直逼城镇。
如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列举，2001年，浙江率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浙江率先建立城乡一体化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率先实现基本养老金制度全覆盖和人员全覆盖；2018年，浙江又在全国率先实现低保标准城乡一体化。数据显示，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居全国之首。
乡镇企业带动经济崛起
外界普遍认为，浙江农村的发展，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村镇工业爆发期。
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从学习“隔壁邻居”江苏开始的。江苏乡镇企业发展早浙江10年，1987年，浙江省乡镇企业总产值仅占江苏1/2。
但很快，浙江便迎头赶上。到1998年，浙江乡镇企业产值、销售收入、利税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均已超过江苏，跃居全国首位。
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被视为浙江的“制胜法宝”。1979年，第一个正式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在温州诞生。“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区域块状经济迅速成长，涌现出以特色经济为单元的专业化生产方式和专业市场。
温州瓯海眼镜小镇 图片来源：温州发布
在《寻路中国》一书中，美国记者何伟记录了这样一段：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崧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分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市场的作用不止于生产经营方式，更在于转变当地发展理念。市场化思维意味着，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还要有敏锐嗅觉和长远眼光。
2002年，位于湖州德清的莫干山镇掀起一轮民宿行业发展浪潮。那一年，年久失修的颐园在翻修后重新开张，被外界视作中国现代意义的第一家民宿。此后，越来越多的民宿从业者开始对莫干山展开改造，并为如今四处开花的乡村民宿“打样”，“最成功的乡村改造案例”之名不胫而走。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顾益康认为，乡村新型服务业将成为农民第二次创业致富的大红利，影响力将不亚于当年乡村工业的崛起。在他看来，乡村工业是浙江农民收入领先全国的重要原因，如今，要把握住第二次机会，激发农民增收内生动力、探寻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新路径。
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再次在浙江重演。在电商经济的发展浪潮下，“农村电商”再次从浙江起步，向全国各地蔓延。据2019年阿里巴巴发布的《中国淘宝村十年报告》，浙江共有1573个淘宝村，数量排名全国第一。
未来如何 “切好蛋糕”？
尽管如此，比较2000年与2019年浙江11个地级市农村人口数据可以发现，仅杭州和宁波在常住人口大幅增长情况下实现农村人口增长，除舟山外的其他8个城市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而在另一经济大省广东，除位于珠三角的广州、珠海两市外，非珠区域农村人口仍在增长。其中，粤西的湛江、茂名，粤东的汕尾、汕头和粤北的云浮分别是各自区域的增长“代表”。
对比两省城乡差距，去年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2.5，在东部沿海省份中排名居首。
换句话说，浙江城乡差距缩小与区域人口变化之间，似乎更符合“动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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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一个观点：“人们往往混淆了平衡和均匀这两个概念，真正的均衡发展是人均指标。如果一个区域具有发展规模经济的效益，那么可以通过发展GDP、增加总量来提高人均值，但如果区域产业结构受制于某种核心投入品的数量，GDP总量发展较慢，要提高人均的话就要依靠减少人口。”
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地理条件先天决定了区域差异的存在。比较2009～2019年间的人口变化情况，位于山区的衢州和丽水两市常住人口均出现负增长。与此相对的是，杭州人口增量长年位居全国前列，成为引才大市。
从政策层面上，一种“地尽其能”的发展策略正在推开。
不久前，浙江实施近20年的“山海协作”战略升级，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山海协作“飞地”高质量建设与发展的实施意见》。与一般理解不同，其“飞地经济”的“飞入地”是更为发达的一方——该意见明确，“飞地”建设用地指标由“飞出地”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予以保障。
胡祖才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迈出坚实步伐”的目标，意味着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切好蛋糕”。与深圳、浦东两市“做大蛋糕”的使命相比，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显然更具有“切好蛋糕”的意义。
文字 | 杨弃非
原标题：《“共同富裕”，浙江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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