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双城经济圈，如何变成强大动力源 未来城市发展如何破题？“观察者”与“探索者”共谋划
7日下午，分论坛《观察者说：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现状与展望》率先上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牵头人王福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西南财大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等专家，作为“观察者”，为破题“区域协同”、聚焦“一体化发展”出谋划策。
而7日下午的第二场分论坛——《探索者说：未来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现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日本日建设计社长、日本一级建筑师大松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万艳华等专家将逐一登场，探索城镇化“下半场”的城市发展路径。
杨继瑞：
成渝两地要注重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动力源才能够真正地形成。
王福强：
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实力、科创能力、协作体系、社会建设、产业体量等五个维度均有其独特的发展优势。
倪鹏飞：
住房影响无处不在，房价影响都市圈内外的竞争和资源配置，也是塑造都市圈的大拇指。
李晓江：
对城市发展而言一定是外延和内涵并重，即对新建设和既有的改造更新都要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大松敦：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郊区等扩大地面连接型的公共空间，促进新型绿色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万艳华：
“韧性城市”的理念，就是发展时有弹性、留有余地，城市能够凭借自身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合理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
杨继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共同分享新发展格局带来的红利
近期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次在国家权威规划纲要中升格，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并列，成为第四“极”，显示其战略地位的跃升和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
与沿海其他三“极”并列，瞄准和挺进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位于西部内陆腹地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如何将“潜能”变成真正强大的增长极和新动力源？
“虽然与其他三大城市群相比尚有一些短板和差距，但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备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资源禀赋、内陆开放高地、广袤市场、制造业厚重基础等比较优势，完全可能在未来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作为最早研究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专家之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西南财大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认为，关键是下一个五年，在“十四五”期间要以协同和合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寻找最大公约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逐步创新一体化发展的体制与机制，共同来分享新发展格局带来的红利。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人们称为“中国经济第四极”，未来又该如何让“潜能”得到最大的释放，变成真正强大的动力源？“两地要注重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动力源才能够真正地形成。”杨继瑞表示，经济圈是全球的重要经济空间新层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备了世界级城市群的基本要素条件，但成渝之间需要克服“瑜亮情结”，注重思维突破，坦率承认和正确认识目前的竞争状态，这样的竞争要以协同和合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寻找最大公约数，逐步创新体制与机制。
杨继瑞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的经济发展，应该要发挥在产业格局布局方面各自的比较优势，一定要找到四川跟重庆之间哪一个更适合于发展某一个产业，要构建AB产业错位发展的机制。
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王福强：大湾区已具备成为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与潜力
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始终备受关注。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粤港澳大湾区有哪些独特动力源？如何实现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目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课题牵头人王福强参与论坛，解读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路径。
在王福强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成为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与潜力。
实际上，2019年印发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将“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
2020年发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指出，要以高水平软硬联通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对此，王福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实力、科创能力、协作体系、社会建设、产业体量等五个维度均有其独特的发展优势。“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代表的集聚人口的发展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是最突出的。”他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超大城市已达到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规模，这也是其经济实力的体现。
在科创能力方面，快速的科创成果转化能力与完整的产业转化链条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有力武器。具体而言，大湾区拥有一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大科学工程。这些高水平的创新平台为大湾区创造了良好的科创生态，庞大的制造业又为产业转化做支撑。
“只有有完整的生态，各种创新主体、创新成果才会落地发芽。”王福强说道。
与此同时，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分属三个独立关税区，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法律制度。王福强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湾区的协作体系也要是“世界级”的。（南方都市报）
倪鹏飞：住房影响都市圈竞争力的大小，决定都市圈是发展繁荣还是衰落
都市圈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城市竞争正转变为都市圈竞争，甚至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倪鹏飞指出，都市圈是空间聚散两种力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空间经济正进入聚中有散的发展阶段。倪鹏飞建议说，各都市圈应该加快多中心的规划和布局，加快基础设施在都市圈范围的延伸和加密，加快公共服务的同权化和优质公共服务的外迁，加快产业链体系的一体化布局，塑造都市圈为单元的住房体系，在都市圈尺度上实施新市民安居工程。
“现在，我们认为决定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发生了变化，原来是资金、土地和简单劳动，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才。”倪鹏飞表示，科技创新是主要方面，人才人口是主要的。高端人才和人口，既是重要劳动力要素投入资源，又构成重要的市场需求。所以几年前，各地都在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抢夺人才，后来变成人口也在增多，这都是地方竞争使然。现在竞争的逻辑已经转变成：首先改善生活环境，然后吸引人才，然后吸引和发展产业，然后创造财富和税收，进而进入下一轮的循环。
“生活有很多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住房。”倪鹏飞指出，虽然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进入总体饱和状态，但是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短缺。也就是说，房地产在大都市圈地区还有非常大的潜力，这是目前社会基本的共识。事实上，由于住房是人们的基本需求且具有多重属性，住房问题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经济、社会几乎所有方面，影响到个人家庭，影响到企业，影响到政府。借鉴万有引力定律，“万有房力定律”也是成立的。对于不同的都市圈以及都市圈的不同区位，其土地的价格或者住房的价格不同，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选址和居民的选择，就会影响到这个区域里的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有效，其有效的程度和合理的程度又直接决定了这个都市圈与其他都市圈的竞争力状况。
“住房影响无处不在，房价影响都市圈内外的竞争和资源配置，也是塑造都市圈的大拇指。住房影响都市圈竞争力的大小，也决定了都市圈是发展繁荣还是衰落。”
红星新闻记者 严雨程 北京报道
李晓江：城镇化“下半场”，单一扩张式发展路径已经走到了头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意味着大量的物资和能源消耗；作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又意味着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晓江接受采访表示，碳中和会给中国的城市发展、城市的经济活动、城市的居住生活、城市的交通带来全方位、颠覆性的变化。
在今年的地方两会及相关会议中，“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个别省份甚至提出了具体“路线图”。如湖南省生态环境厅2月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今年该省将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制定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推进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在2021年地方两会中，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福建等20个省（市）明确提出要研究、编制本省份的碳达峰行动方案，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海南、青海、天津、福建等8省（市）在两会上提出要率先实现碳达峰，或推动部分城市、部分行业率先实现碳达峰。
李晓江表示，我国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对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乃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发达地区来讲，一定要承担重要的责任，首先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消费方式等领域，必须在2030年之前作出积极改变。
随着城镇化下半场的开启，李晓江也建议，不同的区域和城市在增量扩张和存量更新改造的选择要以现实情况来判断。比如，对沿海发达地区，发展的逻辑，一定是要从建新区转向对老城区的更新改造，而对成渝等内陆地区而言，还将进行一段时间的扩张式外延发展。
“但必须注意到，城镇化下半场，单一扩张式发展的路径已经走到头了。”李晓江说，对城市发展而言一定是外延和内涵并重，即对新建设和既有的改造更新都要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这是符合发展逻辑的。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大松敦：成都若打造出“站城人一体化”空间，魅力不输东京TOD
1181.9公里、769个站点，密织的轨道交通网络担负着每天4000万人次的出行需求。东京，是全球著名的“铁轨上的城市”。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被认为是“东京之所以成为东京”的一条重要营城经验，也是全球各地许多城市向东京“取经”、用以解决“大城市病”的方案。
创建于1900年的日建设计，是TOD建筑设计领域的领头羊。过去，作为日建设计城市部门的负责人，大松敦承担了许多城市的TOD开发项目。从今年1月起，大松敦担任总裁，领导包括建筑设计部门的整个公司和集团。
谈到TOD“以车站为中心”的形态，对城市的公共空间意味着什么，大松敦坦言，当下，人们的活动发生了变化，从过度集中在市中心向分散化发展。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郊区等扩大地面连接型的公共空间，促进新型绿色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如果道路留给政府，其他土地留给企业开发，不能缺少统一的计划和整体考虑。在考虑人的尺度后，必须对私有地块街区中的通道和广场等公共空间，与道路/公园等公共设施通过政企合作，提高公共空间的丰富多样性。在私有街区的通道两侧设置商店，可以创造更繁华的街道气氛。”
大松敦也参与了成都人北TOD开发，他表示，成都是一座非常具有历史文化沉淀的城市，特别是在市中心还保留着非常多的文化要素，比如一些比较小、但极具历史感的空间和街坊。“今后成都在新的轨道线、新的车站建设的同时，如果能够把两者真正结合起来，打造成“站城人一体化”的空间，我认为今后这类空间的魅力不输于东京的TOD项目，甚至还会超越东京的TOD项目。成都具有这样的潜力。”
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万艳华：高质量发展的城市，要有防灾减灾的底线思维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敲响了一记城市防灾减灾的警钟。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万艳华看来，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无疑涵盖了健康城市、安全城市的发展理念。
住建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2018年生效实施，其中提出“15分钟”“10分钟”和“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即以居民居住地为圆心，以步行15分钟、10分钟、5分钟距离为半径，在这个半径里面划定居住生活圈，配套更加便利的生活设施。
万艳华认为，除了服务便利的生活圈，城市还应该构建防灾生活圈。“把城市按照一定的人口密度、生活空间，分别建立一些小圈层，在这个圈层外面为绿带、公园、绿地或者其他的空地。当灾害发生时，这些空地、绿地就变成了应急避难、紧急疏散场地。”同时，还要在防灾生活圈内配备应急棚、抗灾设防标准较高的避难建筑，并利用现有的体育场馆、学校等抗震防火防洪标准较高的公共设施予以临时使用，发生灾害时周边居民可以快速撤离和避难。
一般而言，城市由于人口、建筑空间、设备设施高度密集，灾害来临时在城市蔓延的强度和速度高于乡村。万艳华认为，防灾生活圈的构建，把一个城市变成若干个防灾生活圈，就不会“打乱仗”。一旦“地震、火灾、洪灾等发生时，大家有空间去疏散，有地方避难，也有条件生活。从另一个角度看，防灾生活圈之间是绿带、河流或者其他的空间隔离，相当于本身就有硬隔离了，其他防灾生活圈不受影响，有利于管控和防止灾害大规模传播。”
当下，很多地方都提出要建“韧性城市”，在万艳华看来， “韧性城市”的理念，就是发展时有弹性、留有余地，城市能够凭借自身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合理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这一前沿的城市防灾减灾理念，也充分说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城市安全的“底线思维”。
红星新闻记者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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