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 ■郑渝川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作者：【美】程麟荪译者：徐昂 袁煦筠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年1月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并启用纸币来代表货币价值的国家。在公元五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当时的佛教寺庙就开始扮演信用机构的职能。而在唐朝，“飞钱”的出现意味着银行业务的诞生。公元十一世纪，宋代的四川开始有了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纸币——交子。
宋代到清代，中国各地都发展出一定规模的票号、钱庄。清代中期后，山西票号几乎开满了国内各省。鸦片战争后，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开始兴起钱庄。票号和钱庄为当时的官府与商业势力提供金融服务，包括存款与贷款、货币兑换、发行现钞、兑换票据、贴现等业务，但总体规模不大。与之同时，为了拓展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业务，外国商人将现代银行业引入中国，最早的就是一家英资背景的银行丽如银行。之后，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的银行纷纷在中国设立分行。经过市场洗牌，到十九世纪，9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了45家分支机构。
由于清末民初外资银行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所以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国际汇款和对外融资。在中国市场的经营，外资银行通过发行纸币、接受存款、发放贷款及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强化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这在当时让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而在外资银行的制度优势面前，传统的钱庄、票号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没有能力为当时的清政府完成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充实军备提供融资支持。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本土终于开始出现现代银行。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建立。1904年，清政府户部发起成立了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而在1908年，邮传部则成立了另一家政府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私营商业银行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私营商业银行开始在江浙沪密集出现。这些银行积极学习欧美同行的制度和管理经验，并与当时的央行——大清银行密切合作，积极平息了10多次金融动荡。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临时政府，还是之后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北洋政府，都出台了鼓励华资银行注册发展的政策。1912-1927年新成立的312家银行中，约59%位于上海。
美国马萨诸塞州达特茅斯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麟荪在所著的《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一书中谈道，清末和民国时期，尽管清朝政府、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重视银行业发展，但官办银行在当时就因为政局不稳定、军阀混战而遭受了频繁的不当干预，甚至在没有金属储备的情况下滥发货币，这极大损害了当时的民众对于银行的信任。而中国私营商业银行之所以在当时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当时的上海以及周边地区，无论是民国各种政治势力还是外国势力，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这限制了外来干预的频率和程度。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国私营商业银行在银行实践和管理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都将总部设在上海，合称为“南三行”。而在北方，也有了“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
书中还介绍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企业在继承本国钱庄、票号历史经验，以及学习西方国家现代银行企业运营方式和规则的基础上，适应近代中国特殊的经营环境所发展出的经营思路。这本书认为，当时的银行不仅具有创新精神，而且对客户也有强烈的责任感。
首先，尽管面临着外资银行的强劲冲击，但中国银行业企业仍然能够比较好地完成存贷款和纸币发行业务，为此有了若干创举。例如为当时的中国客户专门推出的银元和银两的组合账户；又如为吸引当时的上海市民储蓄，一些银行不仅积极面向市民客户展开宣传，而且还在大学设置办事处，提供便民服务。书中援引史料指出，在二十世纪20年代，外资银行在华提供的服务，通常需要耗费半小时（均值），而华资银行却将客户服务时间缩短到了5分钟。再如，完善贷款客户信用评价机制，提高贷款服务的回收率，并因此设计了客户征信系统。
第二，近代中国银行业企业引入了国际同行经验，开展了人力资源改革，建立了规范的人才招录和培训制度，这也使得华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可以相对更为充分地发挥本土化优势，又很好地抑制了世俗人情可能对金融服务履行中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书中指出，华资银行还制定了许多规则，鼓励员工奉献业务，保守业务机密。
第三，近代中国银行业企业健全金融基础，进行了准备金和利益分配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开展同业企业合作，发起成立银行公会，主动或配合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维护市场稳定。这些有益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经由甄选批判后也被而今中国银行业企业所借鉴发扬。
华资银行黄金时代的终结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书中指出，近代中国银行业企业在1927-1937年“黄金时代”的发展，带来的成果包括，存款业务猛增到了45.5亿元，大大超过了外资银行的该业务量（5.11亿元），占据了总发钞额的87%。书中还以实例指出，近代中国银行业企业为当时的民族工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比如，棉纺织业就获得了压倒性优势的贷款支持，面粉业、丝绸业也获益显著。
而正是这时期的工业化、近代化，尽管并没有给当时的中国打下完备坚实的工业基础，但相比之前仍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生产能力，这也确保了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日本侵略军，中国得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通过亿万军民的艰苦卓绝斗争，将抗战引向了持久战。所以说，近代中国银行业企业在那段时期的快速发展，对于当时国家的救亡图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这个“黄金时代”并没能长期持续。一方面，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随着中国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不断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华资银行也受到严重排挤；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借鉴意大利、德国等国经验，希望建立起一个更加受控制的金融体系，甚至直接干预各大银行的业务经营，极大地损害了先前华资银行发展出的运营经验，伤害了这些企业的信誉。在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干预更甚，屡屡违反金融市场规律，滥发货币，从根本上葬送了人民对于该政府的信任。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近代中国的银行业，是如何在一个市场环境复杂化甚至充斥着不利因素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近代中国的银行家积极发挥企业家精神，大胆开展金融创新，在可以开展竞争的领域和空间内与外资银行大胆竞争，到1937年已经基本实现了让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边缘化的目标。正如该书作者所说，近代中国银行业企业的发展史可以表明，企业家精神和金融创新理念绝非西方文化所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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