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平安首席投资官：要素的市场化转移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
“在信用风险方面，今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窗口，需要留意。实际上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短期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未来四年到五年这个结构性问题还是会存在。”中国平安首席投资业务官陈德贤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如此表示。
陈德贤。 IC 资料图
但陈德贤同时指出，总体看，今年经济应该可以维持“稳健增长”，比较确定的是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两块。但就业还是偏弱，今年的毕业生较多，需要稳就业。消费本身也有所不足，去年消费主要还是在汽车，除汽车外，整个中国的消费还是有下滑。最后，债务问题可能对经济也会有约束。近段时间，违约债券规模有所上升，信用违约风险上升，并且信用违约的重灾区由低等级、民企向高等级、国企转移。对于一家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达3.74万亿元的大型保险集团而言，如何看待信用风险问题？
陈德贤认为，从中长期看，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期，信用风险局部发生是正常现象，但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从宏观层面看，“十四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增长，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各类生产要素将从部分传统产业转移到新兴产业，部分企业的基本面也将恶化，这一过程中违约风险将有所增大，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事实上过去几年违约已经市场化常态化。但这些信用风险的爆发都是局部现象，不存在系统性的违约风险爆发，因为一方面中央有政策储备，另一方面要素的市场化转移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稳健增长，可以在发展中消化解决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对信用风险暴露也有所影响。陈德贤指出，去年疫情后，国家采用了比较宽松的方法去维持经济，加大了逆周期调控力度，阶段性的宽松政策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信用风险暴露。但在疫情之后，中国大力开展复工复产，货币政策开始走向正常化，国债收益率也因此从底部上升，流动性相对没有那么宽松。从十年期国债利率来看，去年最低时为2.48%，目前已上升到3.2%以上，流动性也稍为变得紧张，可能导致信用风险问题重新回归。
可见的是，久期长、体量大且稳定的保险资金，往往偏爱能够穿越周期的低估值高分红资产。
陈德贤也表示，信用风险跟地方政府、行业也有关，特别是不动产行业。去年8月跟10月分别出现不同的政策信息，针对不动产公司有三条红线新规，银行当时也开始提了两条红线，包括按揭贷款、开发贷款都有了比例限制，对地方住宅也采取的是一城一策，在这个背景下容易产生流动性的问题。
“现在看到的债务问题，其中有些是债务问题，有些是资产质量的问题，但是看下来流动性问题居多。另外，过去中国企业的融资大都是通过间接融资，也就是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是通过资本市场募集的，目前比例相对小。与国外相比，中国还有再平衡的空间。”陈德贤向澎湃新闻表示，国家政策也鼓励银行积极支持实体经济，不聚焦在单一行业，同时也放开资本市场融资条款等，所以在此过程中，对某行业及企业产生震荡在所难免，据平安统计，去年不动产行业大概有450家中小发展商已经倒闭，形成了信用风险。在这个背景上，债务风险可能在今年还是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约束。
据中国平安2020年年报显示，截至去年末，中国平安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达3.7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6.6%。中国平安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近10年平均总投资收益率为5.3%、平均综合投资收益率为5.5%，均高于5%的内含价值长期投资回报假设。那么，中国平安是如何管理信用风险的呢？
陈德贤向澎湃新闻介绍称，关于信用风险管理，平安内部是分委托方及受托方两个层面操作。保险资金委托方就是保险公司，信用风险贯彻在保险公司的投前投中投后流程，投前会制定好准入的要求，有白名单制度等，投中会由受托方负责挑选品种，投后保险公司对已投资的债权持仓比例、信用评级变化、压力测试等进行监督。
“受托方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受托投资，受银保监会监管。信用风险属于整个资管投资风险管理中的一环，其他包括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受托方的管控流程由内部不同的团队参与，也通过模型、系统帮助监督信用的改变，”据陈德贤介绍，在平安内部，每一家受托方基本上都有一套标准化的信用评级体系，比如，平安资管是2003年开始启动内部信用评级，内评会按环境情况，对每个投出去的债券、非标产品等调整信用评级，同时也借助系统去监督所有的流程，任何变化通过系统去监督，所以是“人+机”去管理。
他还指出，过去几年，中国平安对转型期信用风险上升有所预判，因此也不断加强信用风险管控能力建设，具体包括：
一是更加前瞻性地开展宏观、利率及信用行业等自上而下的研究；
二是高度重视对个券细致的、多维度的研究，严把信用风险准入关；
三是加强信用风险预警研究，发行主体违约前势必有迹可循，因此应对信用风险进行动态监控管理，加强预警研究，做好投后管理；
四是布局金融科技，重视大数据及AI技术在防范信用风险的辅助功能。(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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