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西游”观中华文脉万千气象
□刘昌宇
谈及中国思想文化史，孔子是绕不开的话题。两千多年来，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意蕴，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那么，西方又是如何看待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的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历史文化学者武斌所著的《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以西方人眼中的孔子为切口，认真梳理孔子及其思想走向西方的过程，对中国智慧普惠世界的现实意义，也予以了清晰的揭示。
西方社会对孔子及其思想较为系统的认识，始于明朝的万历年间。400年前，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宗教界人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孔子及其思想在中国社会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孔子既是中国人的精神符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塑造者。孔子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他对西方人认识中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687年，随着柏应理等人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加之“四书”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孔子身着儒服、头戴儒冠、手持象笏，站在一座庙宇式的书馆前的形象，以及儒家说学在国家治理、伦理道德、文明开化上所凸显的精神价值，使得孔子及其思想在西方社会赢得了普遍尊重。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儒家说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兴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由此高度赞誉孔子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武斌从西方社会思想史、哲学史的多维视角，从当时多位历史人物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为索引，绵密细致地勾勒出“孔子西游”的真实样貌。他们中有思想家、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有大文豪歌德，有重农学派创始人、经济学家魁奈，有哲学家黑格尔等等。这些千秋人物从各自的身份立场出发，对孔子及其思想给予了大力褒奖。伏尔泰站在中国文化的层面，洞悉到中国社会所表现出的儒家礼治秩序，鲜明地指出，它真切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他不无感慨地评析说：“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这位思想家对孔子可谓推崇有加，他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整套完整的伦理学说，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从而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魁奈除了在他的著作中专门介绍孔子的生平概要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同样赞不绝口。他高度赞扬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称颂“只有中国才把自然规律作为立法的基础和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在他看来，“似乎只有从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才能学到一切社会生活的基本原理”。歌德从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尊崇中，更是强烈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喜爱，他钦佩地说：“他们那里的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也有人表达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不同观点。黑格尔因为对孔子思想的了解只是限于传教士的译本，他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所以他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析，难免显得偏颇。十九世纪之后，西方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评价上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好在二十世纪初期，以辜鸿铭、林语堂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英文向世界广泛宣介孔子和儒家学说，使得孔子和儒家学说再次受到西方各界的瞩目。
“孔子西游”的历程有力地说明，孔子是中国智慧的集大成者；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把人生问题和普世真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于要言不烦的诠释中，予人深刻的思想启迪。它所蕴涵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具有穿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即便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之惑、发展之惑，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世界，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助益。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人类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孔子和他的儒家文化，早已成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符码，他的影响力仍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散播、传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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