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世风日下”并不是真的 闫佳
传统观点认为道德是圣人、古人、神明的教化。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就是市场经济是“无形之手”的提出者，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他认为道德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现象，人在社会中寻找心心相通的愉悦，自行决定道德准则，接着道德家们再观察、记录这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反过来又以从上至下的方式将之教导给人们。
基本上，斯密的意思是，告诉你应该怎样行事的人，他的道德准则其实来自观察真正有道德的人怎么做。
当代科普作家斯蒂芬·平克在哈佛大学讨论社会走向宽容、远离暴力的演变。平克的看法实际上和斯密很接近，认为道德是随着时间而发展壮大的。
说得直白些吧，按照斯密的解释，在暴力的普鲁士中世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通过试错培养出来的道德准则，必定与如今在和平的德国郊区长大的孩子截然不同。
在中世纪的人眼里，为了捍卫自己或自己城邦的荣誉而杀人，是符合道德的；但今天的人则认为，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符合道德，而出于任何理由（尤其是为了荣誉）杀人则惊人地不道德。
本着斯密的道德演变观，很容易看出道德是相对的，会根据不同社会所处的不同节点而演变，而这正是平克要证明的事情。
再比如说在咱们中国，上世纪80年代长大的孩子，和1995年甚至2000年后长大的孩子相比，后者要温和得多，没有太强烈的攻击性。
平克的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记录了最近几百年暴力行为持续减少。在我们刚过去的10年里，全球战争死亡率创下了史上最低。
我们看到的种族、性别、家庭、肉体、资本及其他暴力形式全面撤退；从前视为常态的歧视和偏见，如今变成了可耻行为；我们反对任何以暴力取乐的做法，哪怕是对动物也不行。倒不是说暴力消失了，但平克记录的衰退非常明显，而我们对暴力的恐惧还在，意味着这种衰退还将持续下去。“文明的进程”剧烈地改变了欧洲人自中世纪以来的习惯。
但这些比较文雅的习惯，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呢？我们会以羞耻感的形式，把违背这些规则的惩罚（以及对更严重暴力行为的惩罚）内在化。
也就是说，一如亚当·斯密所称，我们借助一位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并且，随着他越发地挑剔，我们在人生中越来越早地学会从他的视角看问题。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学者们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因：政府和商贸。
在古代，随着政府权力日渐集中到国王及朝廷手里，地方军阀失宠，人们也不能再像战士一般行事，而必须要表现得像是朝臣。这就是说，不光要减少暴力，还要更加有教养。“利维坦”（国家）强行维持和平，以求有更多年富力强的农民纳税。报复杀人变成了国家一级的犯罪，要遭受惩罚；它不再是私人之间血债血偿的恩怨。
与此同时，商贸令人们重视起在交易中获得陌生人信任的机会。
随着陌生人之间的金钱互动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邻居想成是潜在的生意伙伴，而不是潜在的猎物。杀死店主毫无意义。故此，同理心、自我控制和道德成为第二天性，尽管道德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贯穿历史，它既能防止暴力，也很容易引发暴力。
2600年前，老子就理解了这一点：“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就贸易抚慰人类暴力、不宽容和仇恨的作用，孟德斯鸠说过，这是甜蜜的商业活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的正确性。社会越是走向富裕，以市场为导向，人们的行为就越是友好。
想想1600年之后的荷兰人，1800年之后的瑞典人，1945年之后的日本人和德国人，还有1978年之后的中国人。19世纪的长期和平，正好与自由贸易的发展相对应。20世纪上半叶震撼世界的暴力癫狂，则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对应。商业蓬勃发展的国家远比压抑商业活动的国家暴力行为要少。
说回我们国家的情况。有一种很常见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可是，从生活中很多小事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越是年轻一代的人，越是懂得礼貌。
比如，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在公共场合说话往往非常大声，不太顾及他人，但是90后的青年人，这种行为相对就比较少见。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平辈的朋友，说不定还会劝阻。至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年轻人身上也比较少见。
这恰恰说明，随着商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德在逐渐内化。
（选自《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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