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方：高密度的城市是人类生存的梦魇还是活力的体现？
1994年，同济大学教授董春方第一次去香港。当时，内地刚刚踏上发展的快车道，城市化水平和东方之珠香港不可同日而语。他被香港高密度城市景象深深震撼。
1998年，董春方再次去香港并居住、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起初，他感到非常压抑，觉得这种极端高密度的城市如同人类生存的梦魇，但是两周后，他就喜欢上了这种高密度的繁荣。
“也许从环境行为学来说，两周也正好是一般年轻人对一个新环境的适应时间。我喜欢香港的多样性，喜欢它紧凑的亲和的空间尺度，喜欢它的喧闹，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整体性的繁荣景象给人留下充满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印象。”
每一个建筑师的成长经历生活经历和受教育经历都会对他们的建筑观念产生影响。20多年前的这段经历，让董春方开始关注并研究建筑和城市的“高密度”。
11月7日，董春方携新书《高密度发展与建筑实验》来到同济书店，与建筑师、学者们一同探讨对城市高密度的思考。
《高密度发展与建筑实验》书影
“我们没有选择”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人群、夜晚辉煌的灯光……高密度的建筑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繁荣的标志。一些人由衷热爱城市的高密度、快节奏，另一些人厌恶密集带来的压抑感受。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城市本身就是人类集聚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密度是城市难以避免的结局。
“高密度难道真的是人们描述的一种生存梦魇？还是有它的优势和价值？如果高密度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我们建筑还能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生存的空间环境变得更好一些。有什么方法，可以在高强度开发之后仍然能够保证一定的空间质量？”上海同样是一座高密度的城市，从香港回到上海，董春方如此自问。
曾经，中国一直是“地大物博”，高密度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但是在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后，土地的稀缺与人口以及城市的膨胀需要空间之间的严峻矛盾摆在大家面前。
董春方提供的一个数据表明，中国的可宜居的地域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4，而优质良田仅占国土面积的16%。同时，大部分的人口所在地域是与优质良田高度重叠的，“像中国这样人口基数大土地稀缺的国家，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接受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
董春方
3块土地，10余年研究
2009年，系里蔡永洁老师希望董春方给硕士研究生开设一门设计课程。他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
彼时，董春方对有关城市高密度发展与建筑生成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积累了一些研究与设计经验成果。同济大学身处上海这座大型高密度城市，董春方觉得，学生应该利用这种唾手可得且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对生成于这种环境的建筑现象有更切身的认知，从而生动地学习一些处理高密度的建筑智慧。
最终，这门课程成为一个“高密度发展与建筑实验”，董春方等老师择了三块土地来做这个实验，包括苏州河旁的一块用地，金陵东路的一块用地。
课程进行了十余年，密度实验也进行了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参与实验的师生们一同，通过三块地块上的建筑实验，反复验证校对他们所发现的针对高密度环境的建筑生成的一般规律，以建筑为本，寻找城市高密度环境条件下的建筑构成中的密度潜能和特质，探讨能够提升建筑空间的质和量，并协调共生于城市高密度环境的建筑应变原理与方法。
这些实验的探索与思考，最终结集，提炼成了《高密度发展与建筑实验》这本书。
寻找应对高密度的建筑智慧
“世界上没有一座繁荣富有生命力的城市不是高密度的。”董春方认为，高密度发展不仅能够节约有限用地，它也是一座城市繁荣与活力的前提条件，它的多样性和集中便利高效吸引人们在城市中以马斯诺的需要层次寻找自己的位置。
百年以来，我们的前辈在遇到城市高密度的挑战时已经在勇敢进行探索尝试，寻找着应对高密度的建筑智慧。
前人对高密度城市的探索
摩西金，一个世纪前纽约的旅游杂志编辑，畅想预见了未来城市的三维立体化，提倡一种垂直都市主义的观念；安东尼奥，百年前意大利年轻的建筑师，认为未来城市中的建筑不是单个的拼凑，而是一种整体结构，与交通枢纽联系在一起；
俄罗斯前卫艺术家李斯茨基，提出了在空中寻找横向扩展的空间，他认为只要人类还不能飞行，那么水平的空间是更适合人类的行为模式；
保尔鲁道夫，通过模块的间隙稀释密实的建筑体量，提高加强了建筑内外空间的联系，在高强度开发的住宅公寓中提升居住单元的空间质量；
尤纳弗莱德曼，他以空间城市的概念提出移动结构与弹性空间的观念，对于今天的建筑弹性化和生长的时间性意义重大；
萨伏迪以可变的三维模块的叠加创造有别于传统集合住宅，并拥有城市联立住宅品质的城市高密度住宅的新模式，高密度住宅同样可以创造相似于低层低密度住宅的空间品质；
MVRDV以三维叠加创造一座垂直立体的荷兰田园都市；
原广司提出了浮游理论，在空中将公共空间扩展至城市领域，并行程与地面空间呼应的开放空间；
库哈斯在纽约密集的城市夹缝中，通过建筑的形态策略，创造一处对邻里友善又提升自身居住单元品质的高尚公寓大楼。展现了一种充满内在隐形逻辑建筑外在形象。
从前人的探索和实践中，诞生了“高密度建筑学”这门学科，给了后来者总结和研究的素材。
在《高密度发展与建筑实验》这本书中，董春方总结了应对城市高密度环境或者城市高密度发展建筑生成的一般规律：多样性；亲近性；空中的空间利用；三维立体模式；杂交与共生；空间补偿。
“密度有空间才有活力”
参加新书分享会的建筑师中，有些在自己的实践中尝试过高密度建筑。上海高目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主持建筑师张家晶就是其中一位。
他参与了深圳的“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设计方案中，小学和中学的容积率可以达到2.2-3.0。“学校的高密度是空间分配问题。” 张家晶认为，这些设计对建筑学的意义和价值是有的，但深圳学校的高密度，本身说明在城市密度的博弈中，教育得到的空间不够，不得已向高密度发展，“如果密度越来越大，城市会被推向不可控制。”
张家晶认为密度也是要有空间分配的，这也是学者和城市规划师应该研究的方向，“密度有空间才有活力。”
董春方同意一个好的城市应该存在密度梯度，越到中心密度越高。他在东京市中心曾坐出租车，15分钟就可以到郊区很好的别墅平层住宅区，一幢房子房价只要240万元，“从房价梯度可以看出密度梯度，东京市中心的房价非常高，它的密度梯度是很陡峭的。”从这一点来看，董春方认为上海的密度梯度太过平缓，这是需要关注和改进的。
高密度研究的价值
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城市是否永远向高密度而去？高密度的城市究竟是好还是坏？这些问题始终与“高密度”如影随形，答案也始终在争议之中。
提起高密度，很多人首先会觉得和危险、犯罪有关，巴西贫民窟和曾经的香港九龙城，都是高密度的典型。
“高密度是不是不好的东西？”天华集团董事、上海天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徐樑从密度产生的原因出发，认为密度是城市发展的标志，“城市密度上升标志着城市在发展，密度是人类主动寻求发展的方式。”
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都有高密度城市。徐樑认为，高密度城市意味着最复杂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的发展和密度联系在一起。
同样，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对密度的理解也在发展之中。徐樑记得，2005年他参加一个活动时，一位建筑部的领导观点是密度影响效率。这令徐樑十分震惊，“管理半径越小效率越高，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
“这和当时的能力有关。现在政府是主动增加密度的。为什么主动拥抱高密度？因为只有集聚了，才有活力。东北不少城市，密度是在逐年下降的，活力也变低了。”回过头来，徐樑认为，“高密度”值得更多学者去研究，因为与“高密度”伴随的是高效的管理和策略，这些才能带来城市更优良的管理，更快的发展。
Wutopia Lab创始人、著名建筑师俞挺则将“高密度”与城市的“复杂系统”联系起来。他认为真正的高密度城市都是复杂系统，“要有自主化、多元化、多样性，可以局部竞争也可以局部协同，基本指令要简单。”他举例，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就是复杂系统的，在不停影响周边简单系统的乡村，发展壮大，并且和苏州等同样是复杂系统的城市联系交流。而底特律这样的城市，本来在产业链上，突然变成孤立系统，就会走向衰落甚至消亡。
俞挺认为董春方的研究恰恰印证了高密度城市要有好的发展，就需要是一个“复杂系统”，需要有多样性、空间补偿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俞挺认为高密度城市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城市，可能只是我们生活发展某个阶段，但对高密度的研究中，包含着对复杂系统以及其他内容的研究，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课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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