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为提振内需夯实宽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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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是保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需要。

“十四五”规划建议稿已于11月3日发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因此，“十四五”规划受到国内国际各界的瞩目。尤其是，在规划中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建设，意味着这不仅关乎下一个五年的经济发展，还关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迈进。

规划和远景建议稿纳含了国家发展各方各面，从国际形势的战略定位到民生福祉的具体重点，均提出明晰思路，为远景目标指明了方向。其中，第十二部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主要聚焦于民生建设，首要的第四十二条则提出“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尤其强调需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这也将为提振内需夯实最宽厚的基础。

扩大内需市场，中低收入人群增长空间大

从民生福祉上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引领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低收入人群如何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至关重要。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二位，2019年人均GDP70892元人民币，按照当时汇率折算，正式成为“1万美元俱乐部成员国”，但仍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偏高。

过去20年中，低收入群体虽不断减少，脱贫减贫目标完成较好，但相对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仍是社会和经济要特别关注的，而高速发展带来普遍收入提升，也带来了收入差距加大等新问题，亦是未来建设现代化国家所需着力解决的。

从经济和消费上看，中国近4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带来了市场内需的不断扩大。但初期的“劳动力红利”“成本红利”和“出口带动红利”，基本上已完成其历史阶段性使命，其带动作用仍在，但增长空间已不大，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已极小。有些要素如劳动力等，因人口政策等原因甚至将出现重大结构性逆转。

经济发展急需更多新要素补充和升级。加之近年来全球形势骤变，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兴起，世界贸易和投资都受到阻碍而下降。在此形势下，提振内需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

而在内需市场中，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潜力不小，但增长空间或有限，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则有着更大的增长空间。过去20年，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率基本保持不变，因此，提高收入对提振其消费意义重大，且有明显实际作用——这几年，电商平台纷纷下沉，着力挖掘“五环外”的消费能量，这同样需要增加“塔基人群”的收入作支撑。

提高收入水平，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

在全球政经形势都极不稳定的态势下，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又“雪上加霜”，给全球需求和供给都予以重大打击。中国虽因防控疫情得力，复工复产稳定有序，消费需求也在恢复的路上，但面对如此纷繁芜杂、云谲波诡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时刻，调整整体战略定位亦刻不容缓。

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实现“两个循环”？提振内需是关键。而要提振内需，实现社会、经济的融合融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就是夯实基础之举。

规划与远景也提出了更具体的解决方向。一是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二是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三是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这其中，以要素变现作为中低收入人群增收的重要切入点，注重税收、社保调节的作用，都契合现实之需，也勾画出未来的政策导图。

作为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人口众多带来巨大市场潜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比其他国家地区更多的发展难题。无论如何，我国的发展必须最终立足国内，用收入作为支点，着力培养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促进供需大循环要扩大内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挖掘潜在消费需求，避免经济增长进入“低水平均衡陷阱”。

以此而言，盘活要素“存量”和市场需求“存量”，让中低收入人群有更多收入、更强意愿、更广泛的选择进行消费提升和升级，既是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需要。

□万喆（知名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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