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奋:毕生走在边缘 忆塞缪尔·布里坦爵士
塞缪尔 布里坦(Samuel Brittan)走了,享年87年。他是我FT的前同事,忘年之交,也是我经济问题的导师。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两年前,在伦敦荷兰公园他家中。他已开始健忘、言语重复,行走不便。2014年,他从FT正式退休,已81岁,FT特辟专版向他致敬,定格他在FT将近一个甲子的服务。他是个纯粹的思想者。我的新书《牛津笔记》记录了我与Sam的交往,特此摘录,纪念他奇特的一生。略做编辑。
Sam在家中(摄影:张力奋)
这张照片是我2017年拍的,Sam一手托着头,脸色有些苍白,深陷在椅子里。在自嘲“新闻民工”,吃青春饭的中国记者圈里,Sam常是我的武器与防线。我的潜台词是,瞧瞧他,榜样。和Sam第一次接触,是我刚到FT不久。某周末应邀去伦敦郊外同事家烧烤,他也在。他不开车,上下班都打出租车。餐后,我和妻子顺道送他回家,都在北伦敦。一路上,我们聊天,主要是他提问,我们作答。他边听,边不自觉地纠正我们不地道的英语。妻子告诉他,开会时见到了他弟弟里昂。里昂 布里坦,比Sam更出名,曾是撒切尔夫人的左臂右膀,出任过内政大臣,后来又去布鲁塞尔出任欧盟副主席。Sam听之,呵呵一笑,“Oh. You mean you caught the sight of him.”(你的意思,你远远看到他了。)
伴着持续的英文改错游戏,我们穿越了大半个伦敦。Sam容不得模糊的概念或表达。荣休那天,总编辑巴伯采访,回溯他的一生,问及Sam曾想攻读心理学。他“纠正”总编辑说,心理学家(psychologist)与精神病医生(psychiatrist)是不同门类,不可混淆。即便到了最后时光,他仍调皮如初。
半途,他突然问,听说马丁 沃尔夫(FT首席经济评论员)在FT 中文网上有专栏。我说是的。你俩的专栏,我们都选用,并译成中文。马丁的专栏,更趋国际经济,时效更紧,用得更频繁。他嗫嚅了一句:“我的专栏也很时政啊!” 我差点笑出声来。这个老小孩,这份年纪,还如此好胜。
Sam是立陶宛裔犹太人,二战前父母从中欧移民到伦敦。父亲是全科医生(GP)。他生于伦敦,从小有书卷气。高中毕业,因父母反对他念心理系,考入剑桥大学历史学奖学金,进了基督学院,选读经济。第一年,导师是彼得 鲍尔(Peter Bauer),一位匈牙利裔发展经济学家,后被女王授爵。第二年,教他的是正在剑桥客座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第三年,毕业那年,他受教于哈利·约翰逊(Harry G Johnson),加拿大经济学家,专长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Sam承认,三个导师中,约翰逊的风格虽然有点炫,很美国化,但让他获益最多。诺奖经济学得主托宾曾说,对经济学而言,二十世纪的三分之一,是约翰逊时代。可惜,他死得太早,仅53岁。
Sam与本文作者张力奋
Sam自称“个人主义自由派”。他是两棲动物:除了写专栏,他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政府经济顾问。1993 年,为表彰其对经济新闻的杰出贡献,英王向他授予爵位。我曾问他授爵的事。他答,这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法国先给他颁发了个国家勋章,这让英国有点尴尬,所以也赶快补一个。我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为补课,常去Sam办公室串门求教。FT编辑部里,记者、编辑很少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专栏作家例外。他陆续送了我他所有的著作。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可以有人性。我串门小坐,一般等他写完当周的专栏。他有超人的智慧和思辨,但也有致命弱点。他生活能力极弱。比如,他上班前先去理发店刮胡子,请理发师代劳。他喜欢饼干、甜品,他身上、办公室地上常有撒落的饼干碎。只要听到口袋里硬币滚动的声响,那是Sam来了。近年,每次回伦敦,我定去看他一次。他爱好不多,爱零食、美食,特别是中餐。我一般先去Soho唐人街买半只烤鸭或香酥鸭,再上他家。看他吃东西,是享受,跟孩童无异,平时行动缓慢的他,两手利索,烤鸭包进面皮,蘸了酱,很快就扫光了。退休后,虽有居家保姆照顾,他的健康恶化很快。他告诉我,要不是因为坚持写专栏,他早死了。我信。
上次回伦敦,赶去他荷兰公园的家。他的帕金森症越来越重了。电话里,他一时记不起我是谁。前不久,他还动了个手术,似乎伤了元气,多半时间窝在座椅里。但也不全是坏消息,他瘦了许多,心脏压力一定少了。我照常带去了香酥鸭和水果。他情绪不错。我问他,英国脱欧了,怎么办? 他笑笑说,我是坚定的留欧派。不过既然公投决定退欧,我也不会硬把自己的脑袋送进微波炉里。说罢笑了。
我请他出去晚餐,散散心。他说也好。临出门,他专门洗了个澡。到了街上,我发现,Sam的裤子时不时往下掉,他忙不停往上提,走得更慢。因为瘦了,皮带眼太松,裤腰已系不紧。一路上,我索性扶着他,暗中帮着拽他裤子。告别时,我关照保姆解决他的皮带。离开他家时,我很伤感,情绪恶劣。无法想象,如此睿智之人,晚年竟如此无力、落寞。祈祷以后自己不会有类似的窘境。
Sam在2014年3月退休前,为FT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标题《布里坦谈英国》中,“布里坦”(Brittan)与“英国”(Britain)谐音
某日,我找资料,内有一份FT报纸,他最后一篇专栏,2014年3月,主题有关欧盟。报纸上有他签名,给我的临别纪念,签名仅几条线,好像流星划过天穹。五六年前,他身体还不错。我曾邀请他去中国走走,做演讲。他一口否决了我。他是旅行的反对者,很少出国,休假以英国为主。他最远跑过土耳其。他有个奇怪的理论: 研究一个国家或地方,并非一定要亲自跑去那里。他说,有时去了实地,人反而糊涂了。Sam有本书,书名《Against the Flow》(《反潮流》),他正是一位体制内的逆行者。为自由与市场经济呐喊时,他像个托利保守党人。为全民医保和教育力争时,他又像是个工党。他从不相信左与右的简单对立。他毕生走在边缘,那是他的世界中心。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文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使用。)(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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