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伦·佐金：经济危机后的纽约 创新成为一种都市策略

制图：冯婧

硅谷之外，科技公司们一直在寻找下一站。过去五年，纽约已经成为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创新中心。

最初，谷歌在纽约只有一名雇员，他的“工位”就在曼哈顿的一间咖啡馆里。如今，谷歌在纽约的雇员人数已经超过了7000人。

亚马逊同样如此。2018年，亚马逊宣布第二总部最终选址两地，其一就是纽约市皇后区的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尽管在一片反对声中亚马逊撤回了决定，但它仍在纽约持续“扩招”。

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四巨头”之外，纽约还汇集了一众科技公司。从孵化器、初创公司到风投，这里有了成熟的科技生态。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社会学荣誉教授莎伦·佐金（Sharon Zukin）称，这需要归功于纽约市的一次“转身”，2008年后，创新成为其都市策略。

佐金在纽约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座城市的后工业转型早早开启，目前仍在持续。她试图观察新的经济形态如何形塑城市空间，1960年代是创意经济，2008年后则是科技产业。今年她出版了新书The Innovation Complex: Cities, Tech and the New Economy（《创新综合体：城市、科技与新经济》）。

近日，澎湃新闻专访了佐金教授，我们将分两期回望1960年之后的纽约，上篇关于这座城市如何拾起创新，作为其都市策略；下篇佐金将带我们探访那些“隐于市”的科技公司。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城市社会学者，您如何观察纽约这座城市？从上世纪后半叶生活在SoHo区的艺术家，到近些年的“科技精英”，如何挑选观察对象？

莎伦·佐金：1960年代，我搬来纽约读书，之后获得了大学教职，留在了纽约。某种程度上，大学像是个平行世界，你并不知道校门外正在发生什么。

我的第一个教学任务是给本科生开一门课，名为“城市社会学”。什么是城市社会学？当时的我无法回答，读书时我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社会学。在面对本科生之前，我得先教会自己，如何观察一座城市。

彼时，纽约正在转型。制造业中心早已搬离，先是去了新泽西，接着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成本最低处，从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到后来的东南亚。后工业的纽约还有什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艺术家、设计师搬进了制造业留下的家庭式作坊，于是有了SoHo区的崛起。最初，人们“非法”居住在这些前工业空间，围绕居住权有过漫长的争夺。这背后有士绅化，也有房地产的兴起。后来Loft逐渐风靡，成为一种时髦的装修风格和生活方式，纽约的这段历史被淡忘了。

直到2015年，我还在研究纽约的创意经济，但很快发现，我的研究对象都在使用数字科技，而这些新的技术应用有很多是在纽约研发和制造的。我想了解这股力量背后是什么？这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命题，后工业时代的纽约。

澎湃新闻：您专门拍过一个短片（下期我们将发布中文版），化身导游，带人们去找寻纽约市内的科技公司。把它们“找出来”难吗？

莎伦·佐金：有趣的是，直到今天，谈及科技产业，人们的第一反应还是硅谷。当然在中国，人们可能会想起深圳、北京。

科技的应用几乎无处不在，但它们是在哪里生产的？人们对此有一套空间想象——市中心已经有成熟的商业，所以科技公司一般会选址近郊，那里空间充裕，可以设置一个相对封闭的园区，入口处树起公司标识，Facebook、Google、Amazon等等。

但真的如此吗？我邀请一位纪录片导演拍摄了这段探寻之旅，不同于硅谷，在纽约，它们是“隐形”的，就藏身在写字楼或是一些孵化器空间里。

但另一方面，这些看似不可见的公司形成了完整的创新生态，从初创公司、孵化器、加速器到风投，纽约已经成为硅谷之后美国第二大创新中心。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科技又如何形塑纽约市的城市空间？这是我想追问的问题。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局外人，您如何打入所谓的“科技生态圈”？

莎伦·佐金：参加尽可能多的活动，和尽可能多的人交换名片、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接受被拒绝——太多次了，抓住一些有兴趣的人，继续深挖。

我在新书The Innovation Complex里专门提到了“黑客马拉松”（Hackathon）——本研究的“田野”之一。2015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词，当时，一个25岁的博士一年级学生成了我的研究助理，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参加一场黑客马拉松。我还记得他的回答是：“很棒，什么是黑客马拉松？”这又让我想起几十年前，我在第一份工作时的疑惑，“什么是城市社会学”。

黑客马拉松就是一群开发者聚集在一起，连续几十个小时开发出应用。我们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从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观察纽约市举办的各种黑客马拉松，集中参与观察了其中7场。

2015年，纽约市的黑客马拉松主办方，表中列出的均举办了三场以上。图表来源：Sharon Zukin的研究论文Hackathons as Co-optation Ritual

当时你已经能感受到一种创新的“氛围”，从举办时间上看，它们大多集中在学期中，主办方希望吸引尽可能多的学生参与。而活动的赞助方有知名企业、大学院校，也有纽约市长办公室。这些活动大多有很明确的商业化趋向，一个好的想法还不够，它需要具备产品化、商业化的可能。

政府、大学和产业三方合作，Henry Etzkowitz（纽约州立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用“三螺旋”（Triple Helix）来解释这种模式。这并不是新观念，但纽约市能成为第二大创新中心，和这种“三螺旋”分不开。

2013年的一场黑客马拉松现场。图片来自flickr

澎湃新闻：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纽约市并不是创新产业的集聚地。是什么带来了转变？纽约市政府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莎伦·佐金：我们采访了60多个业内人士，从初创公司老板、投资人，到政府官员、独立机构，这个过程像是在做拼图游戏，你要去补完纽约市的一段城市历史，也要去回望一种新的城市经济如何成型。

如果把时间线拉得更长，你能看到1990年代纽约市就经历了一轮互联网热潮。但在2001年9·11事件后，投资人几乎撤离了纽约。

2007年第一代iPhone诞生，软件工程师变得热门。由于纽约有巨大的用户市场，很多人回到纽约，想为他们设计的软件找到买家。

确实，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纽约一直没有明确的“都市策略”，科技创新也尚未成为城市的发展重点。

比如，1990年代，鲁迪·朱利安尼任市长期间，有人曾建议纽约需要培养更多软件工程师，但并未被采纳。纽约有不错的工程师院校，但人们毕业后并不一定会留在纽约。

9·11之后的经济重建，时任市长布隆伯格将重心放在媒体行业和绿色制造业（Green Manufacturing），但也并未提出一种明确的都市策略，分析纽约市的强项和弱点。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一个特别的机构，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New York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NYCEDC），它在2008年后逐渐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策略部门，他们做了哪些工作？

莎伦·佐金：2008年经济危机后，布隆伯格开始和不同行业的人对话。产业性质决定，很多企业并不会搬去其他城市，比如金融业、大学、媒体，和制造业工厂不同，搬去另一个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那么，留在纽约，怎么活下去？如何找寻新的机会？

确实，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NYCEDC）开始成为一个关键部门。199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机构，它并非政府部门，但其董事会成员需由纽约市政府任命。

2008年后，经济学家Steven Strauss曾被任命为负责人，他需要召集精英——虽然他们并不会直接使用“精英”这个词——为纽约市的经济恢复和未来出谋划策。他们用了一年时间，对纽约市的各个产业进行调研、撰写报告。数字化逐步明确成为纽约市的都市策略。

NYCEDC的第一个决定是，纽约市需要在数字科技领域更进一步，特别是软件开发，而并不是硬件生产。第二个决定则是让大学与科技公司“联姻”，让学术研究更为产业化，后者来自他们对于斯坦福大学的观察。

这一转向影响了之后纽约的发展。比如一个工程师研究院的设立——康奈尔科技校区（Cornell Tech）。

我在书里回溯了这个学院的历史。布隆伯格举办了一场竞赛，邀请顶尖大学在纽约市开设研究生的应用科学中心，最终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方案获胜，他们可以在罗斯福岛的政府所有土地上开办新学院。

NYCEDC还资助了很多鼓励创新科技的办公空间，也与大学院校合作，发起数字研究中心项目。

康奈尔科技校区鸟瞰图。图片来自Wikimedia Commons

澎湃新闻：经过十多年来依靠创新的发展，如今的纽约是否面临一些新问题？

莎伦·佐金：几乎所有城市都想成为创新中心，尽管他们对创新有不同定义，但另一面，他们又害怕无法控制科技资本的力量。

以纽约为例，最早Google在纽约只有一名员工，负责市场，如今其雇员人数扩大到了7000人。尽管局外人可能压根不会意识到这些公司的存在，但从雇员人数和租赁空间上看，科技公司已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对于一座城市的权力结构而言，这些资源和资本的涌入意味着什么？

此前，亚马逊的第二总部成为238个城市的争抢目标，最终他们选择了纽约和华盛顿（编者注：纽约市皇后区的长岛市和北弗吉尼亚州艾灵顿水晶城，后者紧临华盛顿特区）。纽约州和纽约市都开出了一些利好条件，这引发民众不满。还记得之前提到的康奈尔科技校区吗？它是由政府主办，全球院校参赛。如今，比赛由科技巨头主办，城市成为参赛方。

地方政府开出的这些利好条件是否值得？当纽约市致力于将自己打造为全球创新中心时，是否积压了这座城市内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

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纽约的分区法（zoning law）。目前，纽约市仍有许多土地的利用性质是制造业，不能作为办公用途。假设一个科技公司想要落地此处，政府会通过修改分区法来向科技公司倾斜吗？

澎湃新闻：1970年代，纽约的士绅化与创意经济的发展有关，而近些年在旧金山等城市，高薪的科技产业从业者成为新一轮士绅化的“推动者”，他们推高了当地的房价和租金，遭到批判。纽约也有类似情况吗？

莎伦·佐金：旧金山确实如此，但纽约并不是。纽约高昂的居住成本有多重推动力量，比如金融业。作为文化中心、媒体中心，很多企业的总部可能在其他城市，高管却选择来纽约置业，比如亚马逊的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

纽约还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投资客，纽约人戏称他们是“中国富豪”、“俄罗斯寡头”，当然没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在这些力量中，科技精英有些“微不足道”，实际上，我们在研究中遇到了很多科技从业者，他们也在抱怨纽约“太贵了”，他们的员工“住不起”。

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上世纪纽约市政府建造了不少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有的楼龄已经超过60年，但当地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修缮。居住危机又是另一个美国大城市的命题。

澎湃新闻：7月底，美国众议院召开了针对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四个科技巨头的反垄断听证会，传唤了其首席执行官参加，期间，四巨头被称作“新时代的洛克菲勒”，您如何看待？

莎伦·佐金：这是很现实的焦虑，当科技资本成为巨大力量时，他们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公司用来武装自己的几个常见词包括：透明、可持续、有企业社会责任。但当谈及什么是社会责任时，巨头们回答，好的产品就是好的社会责任——如果产品糟糕，消费者自然不会购买。

将责任全部推脱给市场是对的吗？我们需要保持批判性，智慧城市确实在某些角度让生活变得更便利，但它的负面效应如何平衡。或许可以时刻反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随着科技应用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普及，我们是否丧失了一部分的社会生活？

第二，智慧城市发展下，作为普通人，我们获得了什么，又是否失去了什么？

第三，作为普通人，我们从科技创新中获得了什么？

The Innovation Complex，中译本将由格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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