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多元创新策源地 长三角还缺什么
随着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的正式揭牌，以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草案的公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先行先试区域，嘉善县、姚庄镇都在积极响应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要求，努力探索融入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的路径。但落实到实操层面，示范区及示范区的先行启动区如何进行创新，在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策源地，仍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6月28日下午，“长三角议事厅”第六期沙龙在姚庄镇“城市客厅”举行。本次沙龙是“长三角议事厅”走进示范区先行启动区的第一场活动。
作者 供图
沙龙围绕“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产业如何借力数字经济创新转型”这一主题展开。浙江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马德富巡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教授参与了沙龙讨论。陈建军教授结合国外成长三角的发展经验指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涵之一是产业的一体化。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在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发展中都极大地依赖于创新策源地的驱动。过去的一体化发展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静态的发展思路，也就是以城市规模、行政地位等静态比较优势为依据，以规划和政策等手段，规定各地区各城市的产业定位，同时以各区域各城市静态意义上的差异化发展为要求进行产业分工，实现所谓的错位发展。
陈建军认为这种以静态平衡为导向的政策思路看起来很美好，却已经跟不上高度市场化的长三角社会经济的动态变化，也很难得到长三角各行政区域真正的有力支持。因此，以理念创新为导向，以打造创新城市、创新区域、创新节点为中心，推动政府间的协同以及和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形成创新生态网络，鼓励创新企业突破行政的地理边界，实现跨区域发展，拓展自身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可能更加契合一体化发展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创新策源地既可以是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也可以是杭州、苏州、合肥这样的创新型城市，还可以是阿里所在的余杭区，甚至可以是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策源地的数量不受限制，地理尺度不受限制，出现的时间节点不受限制，行政级别也不受限制；可以同时出现很多创新策源地，也可以渐次出现一些创新策源地；只要是符合创新策源地特征的地区，都可以成为创新策源地，推动长三角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长三角的快速发展正是来源于多元的创新策源地的驱动。
那么，创新策源地的特征有哪些呢？陈建军认为，所谓创新策源地，包括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拥有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创新型龙头企业及其集群；二是拥有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氛围的区域和城市及其政府；三是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共生的环境和社会网络，并由此形成创新高地。
以创新策源地带动区域发展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的加州城市群，从20世纪50年代起，仙童半导体、英特尔、红杉资本等一系列关联性创新企业在此诞生和成长，成为美国引领全球科技、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和联邦政府通过订单与发包的方式，大量采购硅谷、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高科技产品，激励了企业的创新创业热情，形成了企业、政府和创新生态环境的互动融合。加州城市群以创新策源带动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和空间拓展的案例对长三角推进一体化发展的路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于示范区嘉善片区而言，在发展模式上，要充分认识到“创新策源”的重要意义，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要敢于担当，从创新策源地的角度来设计自己未来发展的道路。因此，在产业选择上，陈建军建议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既不能放弃改革开放以来示范区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发育成熟，制造业水平较高的优势，也不能只顾眼前，必须提前布局，拥抱未来。可结合浙江省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在工业生产、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大力开展与人工智能、数字芯片等相关产业的融合，鼓励发展各种新型数字商业业态。
马德富巡视员认为，在当前全球新冠疫情蔓延，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国际国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而长三角作为对国外成长三角的借鉴与升级，承担了国家“避风港”、“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相比国内其他较为成熟的城市群或一体化区域，长三角地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青山绿水资源；二是跨省级行政区。这就意味着长三角在稳定经济、吸引人才、发展产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为消弭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确立了先天优势。
而在具体的创新策源地的打造或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要以人才为核心。所有发达地区的高速发展，都是建立在“人才”的基础上，一定是先有人，而后再有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对于示范区而言，要吸引人才，首先要做的是优化创新创业环境与成果转化的环境；其次则应聚焦于吸引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放开眼界，可把人才引进的范围扩大到长三角和中国以外，直接面向世界吸引一流人才。二是要打造更高层次的创新平台，现有的G60科创走廊已经产生了很多成果，但光有一个G60无法满足多样多变的市场创新需求，还应培育更新的创新平台。
曾刚教授对以上两位专家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创新关系到民族存亡”，曾刚教授补充道。目前中国的产业规模很大，但对外依赖度也很高，即使是像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优势出口产业，也仍然在关键技术上高度依赖国外进口。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因此，在强调数字经济、创新等经济发展关键词的时候，也应该特别注意产业和产业链的安全。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必须在 “卡脖子”技术上实现创新和突破。过去四十年，中国实行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长三角在这一发展战略中获益良多，现在正是发挥这一政策作用的历史节点。
对于示范区数字经济具体的发展路径，曾刚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尝试“军民融合”，国外的发展经验表明，地方性创新型企业的培育离不开“军民融合”道路。军工科技因其高站位、高渗透、高利润的特点始终处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技创新的前沿；再加上军工科技往往带有政府引导的特点，可以很好地融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融合产业链与创新链。“军民融合”可以成为未来长三角催生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萌发机制。二是构建助推经济发展的“全球朋友圈”，以消解当前国际形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长三角的高校与学者应该担当重任，为长三角和中国产业的发展提供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思考。三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提高创新创业的质量，形成地区间的创新合作网络。
（作者黄洁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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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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