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财政的前门打宽一点 越宽越好
今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增长5.4%，是过去10年的最低点。把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和基金支出预算加在一块儿，增长速度为11.6%，去年为16.4%，过去十年的均值在14%左右，财政支出增长的规模不算高。
今年讲积极的财政，应该重点体现在改善效率方面。怎么样更有效率？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维度就是尽量少犯过去犯过的错误。
反思4万亿刺激政策，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需要改善的地方。大家对4万亿刺激政策的主要抱怨有信贷资源的国进民退问题、效率不高问题、金融风险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与广义的政府支出和举债方式有关。
第一点，限定广义政府支出的范围。政府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和基金预算支出里面的支出基本上都是政府该做的事。但是政府广义支出不仅仅包括这些，还有很多地方融资平台的支出。有些融资平台做的是市场本身就可以做的事，这些活动应该退出来，交给市场来做。
第二点，减少产业补贴扭曲。过去有些支持行业发展的财政支出，事后来看效果并不好，加剧了产能过剩。最近几年，特别是中美关系紧张以后，我们更加强调产业安全、产业链安全、强调重点科技的研发。政府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但是在如何解决问题方面需要格外谨慎，不要好心办坏事。
基本原则是不要因为补贴破坏了市场自发竞争。维护市场竞争，反对市场垄断是推动产业升级最根本的保障。
第三点，基建支出跟着人和产业走。过去一些财政支出，尤其是基建相关的财政支出为什么效率不高？这很大程度上与区域选择有关系。近十年来中国的区域分化、城市分化很严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还是希望进入到大城市，大城市有更多的收入和学习机会，也有更丰富的生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国外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违背这个规律。所以基建投资，包括政府支出的投资，需要跟着人流、跟着产业走，还是要聚焦在大都市圈。
确实有很多城市面临衰败，中国现在人口流入的城市要远远少于人口流出的城市。人口流出、产业凋敝的城市怎么样？看其他国家的经验，是救不了的，或者绝大部分救不了，以后有些城镇可能慢慢就会消失掉。
我们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保人不保城市。在人愿意去的地方创造更好的接纳条件。而不是在人不愿意留的地方花大价钱。人口流出区域的基建尤其需要谨慎，这不光是效率问题，也直接联系到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
第四点，保障最需要保障的群体。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政府、事业单位、大企业，其实各种保障都是有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各种各样的保障。这些群体其实最不容易失业，工作也是相对安全的。
反过来看，有一部分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群体，他们最缺乏保障，如果要失业，最先失业的是他们。最需要保障的缺乏保障，不需要那么多保障的反而有很好的保障。在财政资金方面需要做调整，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保障那些最需要保障的人。
第五点，理顺广义政府支出的融资渠道。讲信贷资源的国进民退也好，讲金融系统性风险也好，这些问题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融资方式不合理。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政府做的公益和准公益类基建都是通过预算内支出，通过发国债来做的，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所谓的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也不会存在对私人部门的银行信贷资源的挤占，债务的成本也不会有今天这么高，债务水平和杠杆率也不会有今天这么高。
政府该花的钱要通过政府举债，而不要找商业金融机构借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特别支持扩大财政赤字，并不是说我是支持政府应该多花钱，不是这样的。
现在一年做基建十七八万亿，这里面有大半以上是没有太多收入的，因为现在基建“铁公基”的比例越来越低，更多的是城市公共设施，占到50%，其中大多数项目没有好的现金流收入，这就有七八万亿的规模。
政府预算内给这些基建的投资有多少钱？只有一万多亿。政府基金里面有一部分钱也可以用来做基建，专项债也可以。但是专项债也是要有收益的项目，没有收益和收益不好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怎么办？
我们还是应该把财政的前门打得更宽一点，越宽越好，这样的话才能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搞得更清楚一点，对其他部门的挤出效应也少一点。这也是缓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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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提升财政效率需要汲取哪些教训”， 系作者于6月21日在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如何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上的评论发言。文章首发于微信公共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作者张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CF40资深研究员。“澎湃”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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