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宁：给临港新片区更大灵活度 推动离岸金融业务
朱宁
今年上海将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朱宁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站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前沿位置，上海应当以开放创新引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向更高质量。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扩容，朱宁认为，想象空间最大的就是临港新片区的金融开放，需面对在自贸区试验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兑换，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产品创新，离岸金融业务等机遇和挑战。
随着中概股回流形成一股趋势，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的朱宁表示，上海将是回流企业极具吸引力的选项，这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机遇。在T+0交易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中国资本市场还可推进“触及灵魂”的深层次改革，在根本上改变资本市场中收益与风险的关系。
澎湃新闻：如何评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朱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背靠中国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内容。
首先是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行业最重要的功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当为国内实体经济的转型提供金融层面的解决方案，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上海有较强的优势和意愿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其次，上海已经成为全球资管机构在华的重要集聚地，不仅成为外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国内投资中心，也应该帮助中国老百姓更好地管理财富，进行全球资产配置。
上海是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澎湃新闻：疫情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朱宁：疫情带来了三大挑战：第一，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导致各国迫不得已暂时“封国”，引发全球贸易接近停摆，民众生产生活处于停滞状态，疫情进一步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趋势。
第二，疫情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消费萎缩和投资不足、进出口供应链受阻等重大风险，给全球投资者和资产带来冲击。
第三，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导致国际债务的重组，中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债权人，这些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面临资产缩水的压力，难以偿还债务，会对人民币在直接投资上的结算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的运用上也会产生影响。
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首先，上海是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可以发挥聚合、带动和辐射内陆作用，帮助中国的企业和居民进行全球资产配置。
其次，通过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上海需要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机构设置和人员优势，有助于在疫情下维持全球化的趋势。看到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人才的高地。同时，在国内金融业扩大开放力度的背景下，更多国际化的金融人才开始流入上海，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资源。
第三，受美国相关政策持续收紧，以及瑞幸财务造假事件发酵，中概股回流速度将加快。随着A股多项政策的出台，A股的上市规则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上海也可以作为吸纳中概股回归上市潜在的可能，越来越多中概股企业将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纳入考虑。
第四，临港新片区可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充分发挥自贸区扩容优势，开展跨境金融、离岸金融、贸易金融等业务创新，进一步鼓励人民币在国际清算和贸易结算中的使用。
中国资本市场还需“触及灵魂”的深层次改革
澎湃新闻：你提到上海或将成为中概股回流的目的地之一，A股的上市规则也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如何总结科创板和创业板的经验成果，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深层次改革？国外成熟证券市场又能为科创板与注册制提供怎样的借鉴？
朱宁：注册制改革的目的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要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融资，尤其是像科创板中这些高发展型、短期内又没有太多利润的企业，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大方向；其次是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加强信息披露，让投资者形成买者自负卖者有责的意识，同时加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专业意识。
关于下一步的改革方向，首先，与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相比，国内证券市场对信息披露和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应该进一步通修改相关法律和规则，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尤其是对科创板和创业板，初创型企业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事先也很难保证信息的完全披露，解决的方法之一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拿瑞幸造假的例子来说，美国证监会（SEC）就是通过事后的调查和惩罚，来惩戒上市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类似的调查和惩戒机制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第二，近日创业板对涨跌停板制度作了一定的调整，我建议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涨跌幅的限制范围，或是取消涨跌停板制度，让市场及时准确地反映信息。涨跌停板制度的目的是减少投资者当日的损失和减少市场的波动。但如果市场保持重组的流动性，是可以通过市场出清重新调整的。由于涨跌停板制度，市场的流动性和波动性都受到了限制。因此，需要更深层次的对市场交易的机制作出表格。上交所在科创板推行T+0交易的试点，而对涨跌停板制度进行改革也非常迫切。
T+0制度是一种交易手段，还不能改变资本市场中根本性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要解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中国资本市场可能必须要经历比T+0交易制度深刻的多的“触及灵魂”的深层次改革。
可将QDLP制度与自贸区政策相结合
澎湃新闻：上海在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朱宁：上海在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进展：量上在增加，落户上海的国际金融机构数目不断上升，金融机构的类型在增加，金融产品的类型也更为丰富，集聚在上海金融人才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但也需要注意到，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略有下降，人民币曾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及英镑的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现在作为支付货币位列全球第五位。这跟中美贸易摩擦、全球国际贸易下降有关，也跟国家的监管政策有一定关系。虽然人民币的国际化业务在发展，但仍需注意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全球贸易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在不断推动，但在目前的整个国际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地位进一步的提升可能还需要时间。
澎湃新闻：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外资金融机构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上海该如何发挥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综合优势，加速资本聚集，提升对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
朱宁：有三方面的机遇：第一，中国有不断增加中高收入的人群，这部分人群有投资和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上海在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集聚了大量全球一流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和居民进行全球化配置。目前大多数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都只持有人民币资产，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说，全球配置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第二，中国投资者有投资者教育的需求。国内很多投资者并不太了解自身的目标和风险偏好，通过资管业务的不断发展，金融机构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自身的需要和投资的目标。
第三，中国投资者有定制化金融服务的需求。随着高净值群体不断增加，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可以为客户提供除了简单的资产配置外的一站式金融服务，这也是资产管理业务今后发展的一个很大的方向。
上海的优势体现在，第一，应该做中外资本市场和中外经济沟通的桥梁，通过提供丰富的金融服务、产品和资讯，帮助中外资本市场更好地了解彼此，进而产生更多的业务，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入驻，从而增强上海在全球资产定价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上海作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经济发展和金融业服务上也有深厚的历史沿革。这些都是吸引全球资产管理机构的因素。
第三，上海贴近中国金融市场，高等教育方面也较为发达，依托上海高校多和贴近金融市场的便捷程度等优势，可以吸引更多国际化的金融人才。
第四，上海曾先行先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制度（QDLP），允许投资海外另类资产，包括对冲基金、REITs基金、不良信用资产等标的。现可借助上海自贸区政策简化资金结汇，并争取更多税收优惠等配套措施。
临港新片区可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澎湃新闻：以一些国际指标来看，上海要建成国际一流金融中心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上海与伦敦、纽约相比差距最大的地方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方面。你建议下一步可以采取怎样有针对性的举措？
朱宁：要提升营商环境，有三点需要改进：首先需要进一步改善法治环境，尽可能提供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其次，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民待遇；第三，可通过调整税制安排吸引更多的国际金融人才，针对性地对相关人士提供税收上的减免与优惠。
要提升人力资本，首先，包括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在内的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金融市场、了解国际秩序的教育机构，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其次，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的金融素养，不仅要更加国际化，还要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时俱进，赶上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金融行业是高端服务业，核心是人才。伦敦和纽约一个共同的典型特点就在于都积聚了大量非常国际化的金融从业人员。要吸引这些人员，需要有便利的交通便利和便捷的生活，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也是可以定点提升的领域。
澎湃新闻：关于临港新片区的举措中，也提到了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产业，如何理解其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进之间的关系？
朱宁：应进一步探索临港新片区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要能坐到金融机构在自贸区开设分支机构即相当于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在新片区做的业务与纽约、伦敦和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的业务一样。因此应该赋予新片区作为一个试验田更大的政策上的灵活度，推动离岸金融业务，尤其是离岸贸易境内结算，这对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都是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推动自贸区内外金融市场的联动协同发展，更好地为中国企业提供一站式和一揽子服务，也为临港新片区的诸多开放和创新留下了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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