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冠姓权到离婚冷静期 大流行病引发拉美动荡
冠姓权与离婚冷静期争议背后的婚恋焦虑
上周，不久前刚刚生子的知名短视频博主Papi酱因在母亲节发布的一张略显疲惫的照片，和在分享育儿日常中透露出的孩子随父姓的信息，被网友骂上了微博热搜，关于冠姓权的争论一时间甚嚣尘上。而就在一个多月前，一名女性网友在微博上公开声称因为丈夫不同意孩子跟她姓而最终决定离婚，很多人批评她的这一行为极端偏执，在当时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同一话题在短时间内反复冲击舆论场，透露出在诸多女权议题中看似并不重要的“冠姓权”确实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同样在上周，@央视新闻关于民法典草案拟引入“离婚冷静期”的一条微博引发了强烈反对。从冠姓权到离婚冷静期，背后体现的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婚恋焦虑。
冠姓权是真问题吗？
上一波讨论中，微信公众号“橙雨伞”发布的“女人一旦争起冠姓权，就成了“田园女拳””一文中，作者小梅子提到，网络上的为“冠姓权”而离婚的女性网友的批评折射出了当下社会中“冠姓权”落地的双重性，人们一方面认为姓氏不是大问题，不应该被上升到女性权利的高度，另一方面却以“诉诸传统文化”为由把随父姓作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文中提到，按照我国《婚姻法》中的规定，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冠姓权，然而《中国青年报》在2017年针对“冠姓权”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却显示接近半数受访者不能接受孩子随母姓。由此可见，注重延续“香火”、随父姓、随父居的父权文化仍然根深蒂固。该文作者由此指出，“女性对“冠姓权”的争取，是消除男尊女卑的文化歧视，女性反抗压迫、争取平等地位的重要一步。”
针对同一事件，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四月初发布的“老公不同意孩子跟我姓，我和他离婚了”一文则在开头指出，随父姓早已不是当今社会的唯一选择，时下比较流行的做法有二，一是生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二是生一个孩子，用父姓+母姓取名。事件当事人则亲身示范了这一问题的第三种解决方法——离婚。该文作者米利暗指出，在古代姓氏有着放乱伦、别亲疏的作用，巩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女网友为“冠姓权”离婚的行为是一种颇有象征意义的反抗。
对于随母姓，另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是，随母姓也就是随外公姓，并未构成对父权制的有效反抗。针对这种观点，米利暗反驳称，不论一名女性的姓氏从何而来，只要她成年以后一直使用并且认同，这个姓氏就可以被认为是她的一部分，她有权选择将其传承下去。文中还引用了博主淡豹的一则评论，“而且也没必要说，无论姓谁的姓，最后都是男权的姓。在公司里争取同工同酬，多一块钱，少一块钱，最后也一样是男权资本主义制度的奴隶：）但也要争取嘛。”文章最后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早已发生了改变，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姓氏代表的父权大家长宗族制也早已不是今天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然而在很多方面，大众的观念都是滞后于现状的。由此可见，“冠姓权”确实是一个真问题。
Papi酱事件背后的真假女权之争
针对Papi酱冠姓权争议事件，微信公众号“706青年空间”日前发布了署名小小乌鸦的“冠姓权与婚姻制度：走出“独立女性”的陷阱”一文。该文指出，Papi酱事件反映出今天仍有许多男性不能接受孩子随母姓，认为这种做法有损其“男性气质”与“男性尊严”，这与传统中对“入赘”男性的歧视一脉相承，背后是父权制将具体历史情境下形成的风俗与“性别气质”强行关联的狡猾伎俩。因此，女权主义斗争的目标不应拘泥于让女性拥有对孩子的冠姓权，而是让姓氏不再具有封建的家族血缘意义。
针对这一事件中出现的众多贬低Papi酱的言论，例如“好好的独立女性怎么就成了婚驴”，以及由此引发的网络舆论对“极端女权”的讨伐，小小乌鸦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假女权”，只有“不是女权”。一部分女性以“婚驴”等侮辱性词汇称呼另一部分女性，是与女权主义无关的个人素养问题。尽管女性确实是现行婚姻制度中受到剥削的一方，但并非所有女性都有能力选择不婚不育，大部分非城市中产的女性都是被社会习俗和家庭压力推向了婚姻，对她们的辱骂是另一种形式的厌女。至于此次Papi酱被很多人诟病的“独立女性”人设的坍塌，作者认为，所谓的“独立女性”本就是认为构建的新自由主义产物，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阴影下，新自由主义式的女权只会掩盖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女权主义的矛头要指向的不是男性更不是一部分女性，而应当是束缚每一个个体的制度本身。”
而在“新媒体女性”微博账号刊发的“反随父姓、反婚反育与反代孕——谈谈“新兴网络女权”思潮”一文则将指责Papi酱让孩子随父姓的网络力量归为“新兴网络女权”。文章认为，“新兴网络女权”已经从女权主义的起点走向了女权主义的反面，其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上的辩证历史过程，第一阶段是ayawawa代表的通过自我物化和情感操纵、提高自身在婚恋市场中的价值，主动融入父权制婚姻以谋求更好的处境；第二阶段是咪蒙为代表的鼓吹女性为主体的自恋消费主义，强化男性在婚恋关系中的义务，标志着“新兴网络女权”正式登场；第三阶段则是打着“激进女权”的旗号宣扬以反婚反育为核心的观点，这一思潮是该文主要的批判对象。
文章指出，提倡个人主义的反婚反育不仅谈不上激进，反而是反女权主义与后女权主义的表现，是一种用狭隘观点看问题的“消极反抗”，她们的社会阅历、包容性和思维能力的局限造成她们无法对婚姻之外诸如土地分配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等社会结构性问题提出抗议。例如，这一群体将对子女冠姓权的争夺设定为家庭内部权力对决的内容，拆解了当下中国社会情境下与冠姓权紧密相连的财产继承制度代表的政治经济意义，而她们对已婚女性的恶意攻击，不仅压制了本该产生共情、蕴含反抗能力的叙事，反而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厌女模式。她们还以同婚合法化必然带来代孕合法化的伪命题为由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割裂了同为性别平等运动的同运和女权主义运动。作者还强调，“新兴网络女权”之所以在舆论场上影响巨大，除了煽动恐惧，还在于其肤浅破碎的、个人化的、诉诸情绪的文案风格天然低适合在网络时代传播。
“离婚冷静期”会让离婚更难吗？
日前，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发布了“如果生在现在，徽柔可以如愿以偿离婚吗”一文，从热播电视剧《清平乐》中公主欲离婚而不得的情节，对“离婚冷静期”设立可能带来的离婚难问题进行了剖析。
文章指出，中国社会近年来一路攀升的离婚数量和离婚率，其实并不意味着离婚越来越容易了。我国的离婚方式主要有登记离婚（又称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其中前者占多数，程序上也更为简便快捷，而专门针对这一路径设立的“离婚冷静期”将抬高登记离婚的门槛：申请离婚登记后的三十天内，任意一方都可以返回，三十天内未撤回申请，只要再三十天不去领取离婚证，申请便会自动作废。尽管还可以选择诉讼路径，但事实上经过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案件获准离婚。
文章援引Ethen Michelson 2019年文探讨了中国的家庭暴力与离婚斗争问题的文章指出，近年来快速增长的离婚率使人们忽视了长期存在的“维持婚姻稳定”的制度力量，而这些力量实际上与中国促进性别平等和离婚自由的法律存在诸多矛盾。中国关于离婚的判决是基于感情破裂的“破裂主义”标准，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支持“防止草率离婚”这一更深层次的立法精神。Michelson认为中国法院离婚判决惯例之所以与离婚自由权利脱钩，存在四项内生制度因素：有限的司法资源、保护家庭的意识形态、司法绩效评估制度以及父权制度。由于以上种种限制，即使徽柔生在现代，能否顺利离婚也未可知。
一场毁灭性风暴即将席卷拉丁美洲？
近日，Kyla Sankey在《雅各宾》杂志发文剖析新冠病毒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几年来拉丁美洲一直是全球南方增长最慢的地区，而现在冠状病毒的冲击将使其经济达到一个临界点。大规模流行病波及全球，但是，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公共部门的破旧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打击将尤其大。
拉美经济体特别脆弱，因为它们的增长模式与危机的三个中心点（中国、欧洲和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挂钩。在2002年至2012年的“大宗商品繁荣”期间，这些国家对石油、煤炭、铜和锌等初级商品的需求是一个福音。但这种外部需求支撑的增长也掩盖了一种诅咒，造成了更深层次的依赖性问题，工业基础的空心化和金融部门的膨胀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自2008-2009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和欧洲银行的流动资金流入拉丁美洲，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使得拉美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第一次危机始于2012年，当时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地使全球商品价格暴跌。
现在，随着大宗商品需求的消融，恐慌的投资者急于将热钱转移到美国国债的安全港湾。随着汇率的自由落体和企业债券泡沫的破灭，流行病将动摇拉美经济的根基。
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新情况。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衰退，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引发了拉美地区的 “债务危机”。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机构施加了自由市场的规训，迫使各国通过削减公共部门和放弃工业化以支持商品出口战略来偿还债务。
2008-2009年的崩溃也迅速导致了大萧条，而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金融投资的不断增长才弥补了这一缺陷。每一次外部力量将拉美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拉美都会比以前更加脆弱。这一次，失去了支撑，其影响将更加严重。现在的债务水平比以前高得多，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像十年前一样。其他如旅游业等行业也迅速蒸发，汇款也干涸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份的《2020年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整个地区的经济萎缩4.2%。这一预测表明，经济衰退的程度远比上世纪80年代的“失去的十年”或2008-2009年的崩盘要严重得多。
最大的经济体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依赖于美国出口、石油和汇款的墨西哥将面临6.6%的收缩，依赖石油的巴西将收缩5.3%，阿根廷将收缩5.7%，同时还面临着不得不重新谈判980亿美元债务的进一步挑战。随着贸易进入空前的衰退，企业破产，货币贬值，家庭拖欠债务，失业率飙升，拉美经济正准备迎接深度和长期的萧条。
3月20日，疫情期间墨西哥央行宣布降息。新华社 资料
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南方地区的记录非常糟糕。然而，目前，它们是唯一拥有解决拉丁美洲各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机构。
有一项要求已经得到了支持，那就是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成员发行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给各国提供额外的资金来支付医疗卫生和关键的进口。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新印制的“全球货币”可能只是被用来偿还现有的债务负担——目前拉美的债务负担总额约为3.5万亿美元。
因此，正如进步的拉美领导人最近倡导的那样，债务重组也是至关重要的。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的暂停偿债无济于事：只有彻底取消债务才能解决如此规模的危机。
公共保健是任何国家应对这一流行病的能力的关键。但是，病毒暴露了几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刀下受苦的保健系统的根本问题。拉美平均卫生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6%。除古巴外，卫生工作者、ICU病床和呼吸机的数量也极少。
当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下令进行“结构调整”，为偿还债务让路的时候，公共部门的预算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为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偿债压力，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将公共医疗支出从3.06亿美元削减到1.3亿美元，并废除了大流行病治疗单位，进行了裁员。
2020年2月，随着冠状病毒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厄瓜多尔政府又裁掉了3500名医护人员。以类似的方式，前总统马克里为适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笔贷款的条件，对阿根廷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进行了重组。去年，8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偿还债务方面的支出超过了公共医疗服务的支出。
不仅仅是资金的削减，公共医疗系统的私有化也削弱了它们应对疫情的能力。拉丁美洲破旧的公共系统是世界银行赞助的以权力下放为基础的重组方案的产物。这包括将中央政府的供资责任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区当局，以及公共卫生系统内的各种形式的私有化(与私营医疗机构签订合同，将行政管理外包，以及将最有利可图的服务和提供服务的部分分包出去)。例如，在墨西哥，私有化导致了一个零散和不协调的系统，私营和国营医疗机构争夺合同。
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要应对病毒带来的快速传播和病人激增，需要检测、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重症监护床和紧急隔离医院。这需要长期的规划、生产能力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协调。然而，拉丁美洲空心化、支离破碎和私有化的公共部门很快就会被激增的病例所淹没。
私营医疗机构忽视农村地区，农村在医疗卫生领域几乎没有什么盈利机会，政府也没有介入。巴西的乱葬坑让人们看到了完全缺乏基本医疗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贫困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危机。
公共卫生保健的复兴曾经是反击新自由主义的“粉红浪潮”的旗帜。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的“粉红浪潮”政府都大幅度扩大了保健资金和保健服务的提供，乌拉圭也开始建立起了一体化的国家保健系统。
这些政府大幅增加了政府援助项目的覆盖面，2004年至2014年期间，整个地区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从1000万人扩大到3000万人。然而，这些努力始终无法克服昂贵的私人卫生系统及分散的公共部门所带来的挑战。
左派政府未能重建国家主导、协调的公共部门，而强大的规划能力正是抗击流行病所需要的。在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让军队负责医院的采购和后勤工作，因为分散的医疗系统无法胜任。
委内瑞拉的Barrio Adentro医疗计划是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议程的基石。在油价高企的十年内，委内瑞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将最贫困的公民获得初级卫生保健的机会增加了一倍，扩大和发展了卫生基础设施，引进了3万名古巴医生，并培训了自己的社区医生。
但这一举措从未被纳入现有的国营公共卫生系统，而是与之平行。现在，美国的制裁阻碍了医疗用品的进口，2.2万名医生移居国外，委内瑞拉的卫生服务几乎崩溃。
古巴是这一趋势中的一个例外。凭借长期以来处理危机的经验，古巴在宣布任何感染病例之前，就颁布了一项计划，关闭旅游业，将生产重点转移到必要的物资供应上，并保护关键工人。在欧洲和美国争夺口罩和呼吸机供应的同时，古巴的“医疗国际主义”计划向十几个国家派出了医疗队。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承诺了应对危机的救援计划，比如为企业提供信贷额度，为穷人提供紧急援助等。但拉美国家缺乏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力量，无法实施应对危机规模所需的救助措施。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经常是不到位的，也不能持久。像哥伦比亚和秘鲁这样拥有较大外汇储备的政府或许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但冲击迟早会到来。难以克服的债务和一揽子紧缩计划就在拐角处等待着。
所有迹象表明，即将到来的复苏努力将是加强拉美统治阶级权力的政治项目。哥伦比亚和巴西政府已经通过向银行注入流动资金和救助一些企业来应对紧急情况。与此同时，工人们被迫承担起账单，灵活的劳动法为减薪和裁员提供了便利。
在拉丁美洲国家，50%至80%的人口——约1.4亿人——在非正规经济中生存，他们很容易滑过已经千疮百孔的安全网。许多人挤在贫民窟里，无助地暴露在病毒爆发面前。在整个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没有足够的积蓄来维持一个星期以上的生存：随着粮食供应的中断，抢劫事件开始爆发。
哥伦比亚贫困的城市贫民窟已经开始暴动，下岗工人和非正式工人的暴动频频发生。正如一句流行的口号所宣称的那样，宁可死于冠状病毒，也不要死于饥饿。窗户上挂着数千块红色的破布，象征着对饥饿和社会隔离的不满。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和厄瓜多尔各地也爆发了类似形式的骚乱。在墨西哥北部边境的奇瓦瓦瓦州，数以千计的加工出口工厂工人在野猫罢工中走出来，拒绝在拥挤、无保护的工厂工作，那些工厂是病毒迅速传播的沃土。这些行动无疑只是未来的一个缩影。
许多拉美政府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地方。拉美地区的权力平衡已经向右倾斜了一些年，但 "粉红浪潮 "的右翼接班人缺乏前辈们的民众支持，他们的执政联盟更加脆弱。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巴西，博尔索纳罗与巴西几乎所有民主和司法机构的公开战争已经广为人知。在整个拉美，中央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政府在努力维护自己本来就渴望的合法性。莫雷诺的拙劣反应已经让他的支持率跌至12%，而智利总统皮涅拉的支持率只有10%。这场大流行病暴露了一个混乱、分裂和无能的统治阶层。与此同时，黑手党网络正在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采取隔离措施。
大流行病在拉丁美洲引发的动荡才刚刚开始，作者称可以肯定它将持续多年，其经济和政治影响都将是巨大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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