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丹妙药”背后的中日商战
人丹和仁丹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读音相同，但一个是国货，一个是日货，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争斗。人丹和仁丹之争，不仅是国货和日货之争，还是一桩民国史上的公案。
人丹与仁丹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中国台湾。一个叫森下博文的日本军人，看到台湾人用砂仁等中药制作的清凉解暑药很有效，就从当地居民那儿学到了这种制作方法。回日本后，他求教于药剂师及汉方专家，通过不断实验和改进，制成了仁丹。
仁丹的处方成分为甘草、桂皮、茴香、生姜、丁香、益智仁、砂仁、木香、薄荷等，再配以芳香精油，制成小红丸。由于服用方便，有一定疗效，到1905年仁丹逐渐在日本成为畅销药和家庭常备药，并开始向中国出口。一时间，中国各大城市都有仁丹广告。
著名学者梁实秋有一段文字颇能说明当时北京宣传仁丹的盛况：“在前门大街信昌洋行楼上竖起‘仁丹’大广告牌，好像那翘胡子的人头还不够惹人厌，再加上夸大其词的‘起死回生’的标语。犹嫌招摇不够尽兴，再补上一个由一群叫花子组成的乐队，吹吹打打，穿行市街。”就这样，仁丹渐渐在中国畅销起来。即使在20世纪初抵制日货运动中，仁丹的销量也未受到影响。
再说人丹，发明人是黄楚九。1888年，16岁的中医世家出身的黄楚九从浙江余姚随母亲来到上海，从卖药小贩做起，赚到了第一桶金，几年后开设了中法大药房。辛亥革命前夕，黄楚九看到抵制日货带来的机遇，仿中国古方 “诸葛行军散”，参考自家祖传的“七十二证方”，反复筛选，自拟了一张处方，以薄荷脑、冰片、丁香、砂仁、麝香、桔梗、樟脑、小茴香等为主料，自制出红色小药丸，取名“人丹”，寓意以人为本之药。
黄楚九为此创办了一家龙虎公司，人丹商标用龙虎为图案，也称为龙虎人丹。龙虎人丹除有清凉解暑、和中止呕外，还有芳香开窍、健脾开胃之功效，比仁丹的处方更为合理。
一场商标官司
人丹上市后，黄楚九不惜重金大做广告，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人丹广告；产品包装上还印有“中华出产”“完全国货”，以与日货仁丹区别，实际上是利用了国人当时抵制日货的心理。黄楚九散发传单，上书“中国国民请服用中国人丹，家居旅行毋忘中国人丹”，还编出顺口溜“此人丹，怀中宝，治百病，有奇效，宜四时，宜老少，旅行备，最灵妙”，雇人到处宣传。
人丹在经营方式上也比较灵活，价格上比仁丹便宜，还可以赊售。于是，人丹的销路火爆，大有取代仁丹之势。
日本人也不甘示弱，想出鬼点子，在仁丹广告及说明书上采用中文、英文、蒙文、满文、藏文、回文等6种文字，以显示其“世界畅销”，但是无论怎么折腾，仁丹还是不敌人丹，渐渐落败。
日本人眼看人丹要将仁丹打败，便耍起霸权，加上人丹与仁丹在包装和主治疗效上相似，日商屡次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挟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也不甘示弱，聘请上海著名律师，与日商打起官司。黄楚九的理由是人丹和仁丹仅是谐音而已，此人丹非彼仁丹，且1923年根据当时北洋政府《商标法》，已获商标注册。
官司从上海一直打到北京最高法院，法院经调查取证，反复权衡，1927年作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各不相干，可同时在市场上销售。这场诉讼虽然让黄楚九损失10万余元，但“人丹”名声大振，销量倍增。这场官司的胜诉，不仅使黄楚九的人丹免遭灭顶之灾，也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人丹经久不衰
1930年，龙虎人丹因质优价廉，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门的表彰。从此，人丹在中国人心目中不仅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家喻户晓，而且各商家争抢销售，经久不衰。
而黄楚九在上海滩不仅经营龙虎人丹，同时还经营各种中西药材，并先后推出艾罗补脑汁、百龄机（人造血）等保健药品，赚得盆满钵满。以后，他还不断扩大产业，涉足银行业、房地产业、烟草业和娱乐业，如著名的上海大世界即是由其创办。后来，由于青帮杜月笙等的打击和暗算，加上摊子铺得太大，不久即负债累累，1931年黄楚九因病去世。
黄楚九死后，产业易人，但龙虎人丹生产一直没有中断。抗战胜利后，公司改进生产处方，从国外进口制丸机，改手工生产为流水线生产，效率大增。开工时，庆祝场面热烈，当时冯玉祥亲自到场，并手书了一副对联：“腐旧终淘汰，维新必适存。 ”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人丹仍然是中国人家庭的必备药品，由上海医药公司生产销售，之后不少中药厂也生产销售，而日货仁丹早已不见踪影。
摘自《文史博览》陈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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