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城市②潮流不可逆 但要想清楚如何应对风险
智能城市的治理价值
智能城市的发展，首先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但同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些技术。技术的发展往往是线性逻辑，其目标是解决相应的问题。然而，问题可能会出现外溢，并会伴生一些副产品。因此，智能城市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一些有益的治理价值基础上。
整体来看，笔者认为，智能城市运行所依赖的治理价值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面向未来。智能城市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技术正在不断发展。从广义上理解，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是在工具的基础上实现诸多功能的。然而，每一项生产工具都需要人来进行操作，并且对人有一定程度的技能要求。所以，工具越复杂，对人的技能要求就会越高。因此，人类就希望可以发明一种可以自我运转的工具，用黑格尔的概念就是“自在自为”。在农业社会，诸葛亮在三国时期发明的木牛流马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工业革命的到来实际上是开启了这种智能化的先河。例如，蒸汽机驱动的火车替代了马车。尽管火车仍然需要人类操作，但是其在动力上解决了自我运转的问题。所以，机器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水平，只不过这种智能的程度非常低。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即便是在学术讨论中，人们依然会习惯用机器来指代人工智能。比如，人们会说，人与机器的和谐共生，这里的机器就是人工智能。另一个重要的例证体现在学科分布上，比如，中国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计算机科学中，另一方面则集中在自动化的研究中。例如，中国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研究单位之一便是中科院自动化所。
近年来，随着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摆脱了传统的自动化模式，并向模拟人脑这一更高的目标进步。人工智能也在挑战一些传统上认为只有人脑才能进行的任务，例如棋类的游戏，特别是围棋。这一点在2017年AlphaGo和世界围棋冠军柯洁的对战中得到充分证明。下一步人工智能要突破的领域主要是情感计算和语义分析。在一些规则容易建立并且特征明显的领域，机器智能实际上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并已经超过了人类。但是在涉及情感心理等复杂问题上，机器显然还较为幼稚。所以，情感计算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点。语义分析的内涵与情感计算类似，因为人的语义是多重面向的。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声调中、不同的诉说者口中都会产生不同的含义，这是机器难以处理的，但这也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
所以，未来城市的发展会越来越与未来学的内容相结合。人工智能所推动的未来发展可能会产生出许多超出人们预料的结果，这其中可能会包含很多惊喜，也可能会包含很多风险。所以，未来的城市治理不能因担心这些风险就去逆转这种潮流，因为潮流是很难逆转的。正是因为人工智能的浪潮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是无法逃避的，未来的城市治理才要敢于将这些新的元素，比如将智能共享汽车、终身教育体系等引入城市治理的大框架下，这样的城市才会更加具有吸引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城市研究要与未来学紧密结合。这种对未来城市治理状况的前瞻性和预判性分析，实际上会帮助我们更加从容地应对未来的变化。
第二，面向人本。城市是人的存在的集合。尽管人们对城市的第一印象是高楼大厦或桥梁等，但是这些建筑存在的目的是要发挥人的居住和使用功能。因此，一旦城市人口处于净流入的状态，那么这个城市的活力就会不断增加。人们会为城市所提供的工作岗位而展开竞争，同时城市的住宅以及商铺的价格也会上升。这种房屋价格上升的逻辑很容易理解：后来涌入的人需要支付更多的租金，才能换回先入者对原先机会的放弃。那么，一线城市本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机会较多，涌入人口的数量也就超出了城市缓慢吸收的节奏，所以后涌入者愿意支付更高的租金来同这些先入者进行交易以换取机会。这一点可以部分解释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最快的原因。
由此可见，人的流动是城市活力的根本。底特律则是人口净流出导致城市活力下降的例子。2010年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里的生活实际上是人的生活。
中国一线城市还在增加更多的吸引后来者进入的新特征。例如更多的教育机会、更好的设施，所以在房价如此高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的人希望涌入这些城市。但是超大城市由于过多人口的涌入也加大了城市的负担，导致城市病等诸多问题。这就使得城市的发展在面向人本方面产生了悖谬，就是超大城市本身因为其要素、品质以及资源的丰富吸引了大量外来的涌入者，但是，人口过量涌入也会导致城市以及人本的品质缓慢下降。智能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比如智能医疗的发展，可能会实现医疗资源均等化。
未来，伴随着智能医疗的发展和医疗资源均等化，以前只有在超大城市才有可能享受到的最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今后在其他地方也能获得，那么超大城市丰富的医疗资源对人们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因此，智能城市的发展可能会越来越接近以人为中心的状态。马克思讲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如果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未来可以预期的话，那么其最先会在智能城市中实现。
第三，面向可持续。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结合在一起的。工业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稀缺给人们带来的限制。人们的生活也前所未有地达到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城市化则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例如供水系统、燃气系统和电信系统在农村有效分布和维护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城市，因为城市居民居住的密集度非常高。这种高密集的居住实际上增加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与工业化以及城市化伴生的消费社会的形成，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也就是说，工业化满足了人们对一些基本物品的需求，但是工业化的“永动机”在产生出大量的产品之后，又构造了一个消费体系，刺激人们去不断地增加新的需求，从而维系和提升这一生产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许多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并且其通过社会想象在传播中不断强化。从梭罗的《瓦尔登湖》的角度来看，满足一个人最基本需求的物质产品是不需要太多的。但是，社会却通过大屏幕电视、手机、地铁广告等媒体，轮番向消费者传递消费的信号，然后制造出对消费的向往。然而这种消费欲望的增加实际上导致对社会资源的过量需求，最终对自然资源产生非常大的压力。这也意味着，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实现当下日益膨胀的需求，地球将难以承载。因此，人们需要保持城市发展的活力以及城市发展的可持续。但是，我们不可能在人们的消费欲望被刺激后，完全消解这些欲望。
相比而言，共享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可持续理念。例如，共享智能汽车满足人们的多样化的需求。人们在出行时可能乘坐不同品牌的共享汽车，并且在价格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还可以享受豪车服务。这将会使市民的消费体验得到重大提升，但同时消费者又不需要以完全拥有豪车为目标。这实际上降低了消费者购买以及维护消费品的成本。同时，这种共享又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做到了资源的有效使用，这就是可持续的观念。所以，共享会成为未来城市治理的核心要素，其内核便是可持续。
智能城市在未来的风险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城市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智能城市同样会面临一些风险。笔者认为，智能城市在未来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如下：
第一，不确定性风险。尽管目前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充满了憧憬，但人工智能依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例如，目前的人工智能进展集中体现在“窄人工智能”上，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某一具体的项目上会做到很好，但无法让人工智能很好地去处理宽泛性的问题。一些学者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状况来类比今天的人工智能。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工智能出现了爆发性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人工智能在用机器推理证明数学定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所以当时乐观的人们也开始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许多未来问题。然而这一预期并没有实现。1969年，马文·明斯基（MarvinMinsky）与西蒙·派珀特(Simon Papert)在《感知机》（Perceptrons）一书中指出，由于计算能力不够以及感知机无法处理“异或”（XOR）问题，神经网络的AI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观点导致了1970年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寒冬”。未来智能城市的发展一定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在全行业和全领域爆发性应用的基础上。一旦人工智能技术在一些重难点问题上无法形成实质性的突破，就可能会面临极大的困境。尽管人工智能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但是这里依旧需要强调，通用人工智能的前景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人工智能的应用同样需要考虑成本的问题。目前，许多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可以智能化地处理问题，但是技术和产业化之间依旧存在很大的距离。本文所讨论的智能城市是围绕着居民的生活展开的，因此这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是在实验室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而是产业化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无人驾驶为例，目前，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可以做到安全运行，但是这一技术要实现产业化的问题之一是其费用过高。例如，该技术需要多个前置摄像头和雷达，其总成本较高。相比而言，未来智能城市在基础设施方面需要进一步布局大量的智能设备。这些智能设备采购和运营的成本，以及这些智能设备产生的采集、分析以及处理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因此，未来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人工智能的技术运用到这些场景中去，并保证这些技术的实现成本也是城市治理所能够负担的。
第二，失业风险。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失业的问题。前腾讯副总裁吴军的观点是“2%的人将控制未来，成为他们或被淘汰”。图灵奖获得者约翰·霍普克罗夫特（John E.Hopcroft）则认为，未来有25%的人在工作，并且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周缩减为三天。2013年，牛津大学的卡尔·弗瑞（Carl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eal Osborne）发表了《就业的未来》（The Future of Employment）。该研究报告对未来20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各项工作的前景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算法估计，并预计到2033年时，美国将会有47%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当然，在人工智能时代还会出现一些目前用已有视域无法预测的新职业，即将来可能会出现大量使用机器并为机器服务的工作者。例如，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王飞跃教授主张，大家需要关注的事实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催生大量的新就业人群。
然而，客观而言，人工智能将对许多传统行业形成颠覆性的冲击，例如翻译（包括笔译、口译以及同声传译）、速记员、律师、会计师、银行职员、保险业销售者、旅游中介等。从2016年开始，中国“四大行”就进行了数以万计的裁员，工商银行在年报中表示要发展依赖人工智能的服务。据报道，印度的IT从业者也受到了这一冲击。这种失业风险的冲击甚至是全面性的。因此，王飞跃先生的观点没有说明新增加的就业人口一定比被替代的人口数量多。而失业是城市治理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未来智能城市的治理要考虑在大规模智能化之后，这些失业人群的经济来源如何保障，以及在保障其基本生活之后，他们的个人生活如何充实。
因为这一次失业潮所影响的并不是传统的第一、二产业，而是被认为是高级白领所在的第三产业。换言之，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初级律师、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初级会计师未来将可能大量失去工作，这对未来的城市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第三，隐私风险。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人的隐私形成重大挑战。智能的实现是建立在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的大范围铺设和布置基础上的。这些设备至少会以秒为单位产生大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中就会包含众多隐私。并且，这种隐私的风险不仅出现在公共场所之中，同样还会出现在家庭之中。家庭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个人隐私保护最重要的场所，但是伴随着智能设备在家庭中的普及，家庭作为私人空间的属性也在降低。例如，可以想象在未来几年中，智能音箱、智能冰箱、智能家居以及扫地机器人等会大量进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这些设备工作的最重要的机理就是它不断地在采集个人数据，并且对个人数据进行分析，然后才能为人类提供智能化的服务。所以一旦黑客进入了数据服务中心的后台，那么这些家庭里的隐私数据无疑会暴露在黑客面前。这种问题不仅是针对个人的，而且是针对整个城市治理的。因为城市治理中有许多重要的关键性设备，例如桥梁、地铁、道路等，这些设备与人民的生命安全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这些重大设施的数据被黑客窃取或者篡改，那产生的安全危害将会是难以衡量的。
智能城市概念将为城市治理提供新思路
相较于智慧城市而言，建立在“人工智能”之上的智能城市的概念将为城市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智能政务系统可以提供强大的复杂问题的决策功能，并解决政务资源稀缺的问题。智能交通的建设也会大大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并降低交通中的安全风险。智能医疗将进一步提高公共医疗服务的效率，并促进医疗资源的均等化，缓解医患矛盾。基于大数据之上的智能安全系统，可以高效地缓解大城市在社会综合治理、犯罪以及流动人口等方面面临的压力。智能教育也将重塑传统的教育体系，改变教育生态，提出了终身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新要求。智能城市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概念。智能城市所实现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均等化，体现了面向人本的特点。而且智能城市系统将大幅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但同时，智能城市的概念仍在初级阶段，并面临着智能发展不确定、成本较高、失业、隐私保护等风险。未来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是智能城市实现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笔者在这里宏观地描述了未来智能城市可能的发展图景，然而，智能城市在具体实践中仍然会面临许多具体问题。这里需要强调一种智能城市的整体治理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微观，而学者们在研究城市治理的问题时也越来越倾向于这种研究策略。然而，对于城市而言，这种宏观治理视角可能更为重要。只有从宏观上把握城市治理的基本原则并规避其关键风险，智能城市才能朝着良善的方向发展。研究者和实践者都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是，发展人工智能和建设智能城市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只有我们坚持正确的治理价值，智能城市的建设才能在人类得益并且人类可以掌控的轨道上行进。
[作者高奇琦系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洋系华东政法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系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研究”（18VZL020）、司法部2017 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数据流通相关法律与对策研究”（17FB300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首发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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