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校吸金术
记者 | 江敏
编辑 | 李怡彭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一任校长克拉克·克尔曾发现，西方建立的所有机构中，持续运营五个世纪的机构有85个，其中70所是大学。它们中绝大多数已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占据牢靠位置，后来者难以撼动。
高校们的百年常青离不开慈善家们的帮助，从一本书到亿元级的资金，世界名校们接受的捐款数量和花样一直在刷新人们的想象。
2019年，剑桥、牛津和美国加州理工等高校分别宣布获得亿美元级别以上的个人捐款，其中多个刷新了历史记录。今年2月，亿万富翁大卫·哈丁给剑桥大学捐款1亿英镑，创下有史以来英国个人慈善家向英国大学捐赠的最大金额。在此之前，盖茨基金会曾在2000年给剑桥大学捐过1.61亿英镑。
如果将这些大学视作“百年老店"，捐款的意义早已从继承传统，演变为经营法宝，不断吸引着巨富慈善家们。顶尖大学也因此得到垄断地位，并为后来者制造壁垒。
生存之道
捐赠行为在许多大学诞生之初就已盖上烙印，对美国高校而言尤为如此。如果没有1638年约翰·哈佛的临终遗赠，哈佛大学或许还只是剑桥的一所北美分校。为纪念捐出一半遗产和全部图书的善举，校方于次年更名为哈佛。
包括斯坦福、布朗、杜克和耶鲁等在内的顶级高校都以创始捐助者名字命名。这些捐款甚至是大学的救命稻草。麻省理工学院曾在1911年经历严重的财务危机，最终依赖一笔250万美元私人捐赠得以继续经营。
尽管英国、欧洲和亚太等地的高校也接受私人捐赠，但其吸金能力无法与美国高校相比。据教育促进和支持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Advancement and Support of Education，后简称CASE）的历史数据，英国和爱尔兰高校在2017/18学年筹集捐款约为10.8亿英镑，澳洲和新西兰高校则为6.5亿澳元，与同期美国高校获得的436亿美元总捐款分别相差32倍与98倍。
美国高校获捐金额巨大，不仅与高校数量、宗教渊源有关，还与历史紧密相连。自1819年达特茅斯学院案裁决后，美国高校形成明显的公私之分，私立学校不再受政府资助，被迫激发出生存力。在二十世纪经历长达15年的越南战争，以及80年代经济危机后，粮草不足的美国高校借政府大规模减税的利好，开始招揽捐赠者，私人捐助比例从1973年的3%跃升至1993年的20%。
捐款资金积累越来越多，高校开始为此专门建立基金会。制定年度筹资目标，派专业人士对外拓展业务，以及资金后续管理均由基金会负责，高校们在筹款之路上走得更远。至上世纪90年代末，八成美国大学已具备成熟独立的校产基金会。
大学们因此挣得丰厚而稳定的家底。到2018年，哈佛、耶鲁和斯坦福大学的捐款基金估值已超250亿美元，仅每年收益就达到了学校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校友、非校友的巨富、企业、知名基金会和其它机构是高校捐赠的主要来源。其中，个体捐款比例稳定在44%左右。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当年个人捐款额占比44.3%，约为207亿美元。
在个体捐助者中，校友资源尤为重要。据CASE称，2018年全美校友为母校捐款额约为121.5亿美元，占该财政年度捐赠总额的26％。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从1988年至2018年里，校友捐赠金额数增长了495％，高于总额增长率（470％）。
对大学而言，谁能最大程度的挖掘校友圈，谁就拽紧了“裤兜"。比起广撒网式的BD，具有天然粘性的自家校友不仅转化率更高，还在持续不断的产生。校友则通过母校获得人脉，在关系社会中奠定成功基础。无论是从1643年开始第一次筹款活动的哈佛，还是于1817年建立美国第一个校友会的耶鲁大学都深谙双赢之理。两校常年在获捐榜上占据前排。
捐款文化也影响着圈外人，一些非校友巨富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捐款主力军。今年最大一笔捐款恰好来自于这一群体，美国亿万富翁斯蒂芬·施瓦兹曼（Stephen Schwarzman）在今年6月给牛津大学捐赠1.5亿英镑（1.88亿美元），以资助AI相关的社会人文研究。施瓦兹曼是黑石集团创始人兼CEO，这位金融巨擘并非牛津校友（而是耶鲁校友）。
类似的跨国大额捐款不在少数，中国企业家也参与其中。早在1996年中国香港的亿万富翁胡应湘曾一次性向普林斯顿大学捐款1亿美元。而后，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盛大集团董事陈天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夫妇，以及马云和蔡崇信等人都曾为海外高校捐过款，其中一些曾就读于海外高校。
从捐款形式上来看，巨富们的选择颇为多样，现金、股票、艺术品等都可被高校接受。资金用途则更为丰富，包括建立新学院，在校园内修一幢大厦，或者给学生们提供奖学金，偿还贷款等等。美国黑人亿万富翁（Robert F Smith）今年在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演讲时称，将为所有学生偿还学费贷款，不少毕业生因此激动地喜极而泣。
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巨富们早已不在意身价又添几个零，回馈社会更能强化自我实现感。除此之外，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实际好处。
例如捐助者可免除个人所得税。华尔街知名的对冲基金管理人约翰·保尔森在2015年宣布向哈佛大学捐赠4亿美金，有研究估计，这为他本人省下1亿美元以上的所得税。
如果以股票方式捐赠，减免力度则更大。举例来说，如果捐赠者曾花费4万美元购股，股票价值涨至10万时赠与母校，其中增值的6万美金不仅不需缴纳资本利得税，捐赠者还可获得10万美金的免税额度。
这也是为何大学获捐会出现“大小年"，股票市场的动荡直接决定捐款的实际成本。如此来看，巨富们的捐赠并非一时冲动，他们的精打细算在公益领域也未曾弱化。
除减税外，获得好名声，与高校建立持久联系也颇为重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企业家频频向海外高校伸出援手。华尔街日报曾发表观点称：“通过捐款，企业家不仅将自己的名字与世界顶级教育品牌联系起来，当他们寻求境外业务拓展时也会获得助益。"
体系成熟
富人之所以能安心将巨款赠予学校，得益于捐款体系的成熟。名校们早已建立一套完善机制，保证有筹款进账，也防止未来坐吃山空。
捐款资金通常由独立基金会管理，学校发展办公室设有专人负责募捐、资金审核和运作，以及校友关系维护等事务。那些大咖云集的校友活动也不止为校友提供资源共享的平台，也为日后捐款铺垫感情基础。
大学们深谙积少成多的道理，会向校友们征集小额定期捐款。这种模式类似每月缴纳会员费，金额约为几十美元，为期数年。虽然金额小，但大手笔的校友们都由此步骤转化得来。布里斯托大学校友关系主任Tania Jane Rawlinson曾对媒体表示，一位愿意捐款100万美元以上的校友在此之前至少会经历13次捐款升级。“我们的挑战是如何获得更多低级别的捐款人，管好他们、激励他们，总有一天，你能从中瞄准那个能拿出100万的人。"
当有实力的捐款者越来越多，高校们则会拿出高阶玩法。牛津、哈佛、耶鲁和斯坦福等名校曾推出过巨额募捐活动，校友价值在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哈佛在2013年宣布一项为期五年、目标为65亿美金的筹款活动，2018年到期后，其目标超额完成，达到近百亿（96亿）美元。
大学们募集到的资金有一些被限制用途，如拨款至特定学院或研究领域，这类要求往往由捐款者自愿提出。还有部分则用于学生奖学金、教职员工薪酬、校内运营等花费。而大量资金则被投入校产业基金里，由理财专家打理，保证未来增值。校方每年从中抽取4%-5%用于日常运营。
价值百亿美元的校产基金在专业操盘手打理下，创造出令人艳羡的增值回报率，耶鲁校级基金就曾获得37%的收益。
但风险也随之而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哈佛校产基金跌幅曾超过30%。由于曾向资本市场融资，在市场行情最严重时，哈佛还遭到补仓要求。经历此劫后，不少高校放弃高价值回报的投资品，并下调收益预期，维持在略微高于10%的水平。
违背初心
当哈佛在2015年接受保尔森的4亿美元捐款后，人们意识到某些地方开始变得不对劲：名校囤积的捐款总值已过百亿，富豪们仍旧一拥而上，大学真需要这么多钱吗？
CASE数据显示，美国20所精英私校垄断了捐款市场，其学生数量仅占全美总数的1.6%，但所获捐款额却高达约130亿美元，占比高达28%。
资本偏向的捐款制度，已违背支撑教育事业的本心，滋生出许多问题。今年三月曝光的美国私校招生欺诈最为典型。名校内部对校友和捐赠者子女有特殊照顾，转眼成为桌下潜规则。斯坦福、耶鲁、南加州等高校纷纷中枪，而领头羊哈佛早在此前的亚裔招生歧视案就已将底裤露出。
这则案件揭露哈佛内部的一份“院长关注名单"，名单上主要是校友、捐赠者和员工们的子女。法庭记录显示，六年里，名单学生的录取率高达42.2％，这与公开招生的5.4%差异极大。
一名院长在庭审证词中承认这点，向高校捐款可以增加子女的录取几率。已有例子做出了高调印证。美国作家丹尼尔·戈登在其2006年出版的“入学价格"一书中称，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父亲——开发商查尔斯库什纳曾于1998年向哈佛大学捐赠250万美元，而他儿子在不久后就被该校录取。
不止是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开始接受大笔的私人捐助，这让学界更为担忧。在美国州政府缩减州立大学预算后，不仅学生学费猛增，私人捐款也变得频繁，连世界闻名的加州伯克利也不例外。一些担心指出，公立大学接受个人捐款将影响其研究项目的倾向性。
无论是公立学校接受巨额捐款，还是精英私校对巨富子女敞开后门，名校慢慢在资本裹挟下让渡自主权。如何在贪求资本与保持初心之间博弈，将是“百年老店"继续存活更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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