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女演员的事业危机 学者力推欧洲失业保险
【国内】中年女演员的事业危机
7月28日,在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女演员海清就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演的现状再度发声。一时之间众声喧哗,放下对发言细节的讨伐,其立意与趋向均切实反映中年女演员事业危机这个老生常谈,每每热议,却始终如故的现象。
极具国民度的行业翘楚所背负的“中年危机”,在同辈间只会有增无减。“澎湃新闻”《数说|海清说中年女演员没戏演,这可能不是夸张》一文:爬取2018年所有中国电视剧中的演员信息发现,在中国的电视荧幕上,有一半的女演员集中在20-30岁。而在这一年龄段的男演员大约只占整体的三分之一。大小荧幕女性面孔年轻化趋向下,姚晨、刘敏涛、杨蓉、宋丹丹、周迅……接二连三,中年女演员们的危机在各个平台向公众坦承、吐露。
对此,“北京青年报”《中年无需贩卖焦虑但值得关注》将流量时代中年女演员的意难平解读为“痛惜自己日趋成熟的心态和演技在角色塑造上毫无用武之地”,并从电影市场与行业情况究其原因:“首先,在投资和创作上,电影圈明显向低龄化、娱乐化倾斜,近年来的作品都是以吸引年轻观众群体或者是小镇青年为主打目标,那么,选小花肯定是第一选择,毕竟她们代表着青春和流量。第二,基于社会本体的根源性缘由,基于女性的经典角色太少。女性为主打的角色在电影中是稀缺的,所以今年的春节档,《疯狂外星人》《飞驰人生》《流浪地球》等片火热一时,却因“无女主”而被指出“女性力量严重缺失”,男主演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第三,由于创作的肤浅,难以深入生活的深层,更难以对于人生、人性有所挖掘和探究,所以,电影市场主流的商业片以青春片、动作片、悬疑片、喜剧片为主,这类通过商业元素堆砌出来的作品也是无需中年女演员所涉及的。创作环节与现实的脱节,造成了大批中年演员的“浪费”,没有对于岁月的审度,没有基于女性视角的反思,没有对于女人一生的命运流转的漫长观照。”
“腾讯大家”《海清们的真正困境,在于中年人的故事被集体清空》则认为造成“屏幕上中只能看见大面积的青春美少女和是非老太太,而见不到复杂、多面、立体、有多维度解读空间的中年熟女?”的根源恰恰在于行业之外,“海清她们抱怨的局面不只是女性演员在影视圈子里的个人权利问题,而是这整个圈子与更庞大的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年,一个最丰沛又最尴尬的年龄阶段,野心、挫败、欲望、无奈,向上的渴望,下坠的恐慌,混沌莫名,一并涌来,这一切映射在影视作品中注定会极为丰富,那么这样的作品中最应该呈现什么?困难、困惑、困境。对吗?但这一切在我们这里又很难实现。”
“澎湃新闻”《留给中年女演员的好角色为什么这样少?》指出近年来我国电影极大忽略对中老年女性生存状态的讲述,以致于大多数中年女演员没有可以发挥演技的角色可以选择。文章回溯“张艺谋领衔的第五代导演曾在1980、1990年代为中国电影银幕贡献的系列经典女性形象,比如张艺谋与巩俐合作系列电影《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活着》,每一个“巩俐”都是中国女性的不同面向。而贾樟柯、娄烨等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更多属于当代的女性形象,贾樟柯御用女演员赵涛出演了多部“大女主”电影,娄烨的影像也始终在挖掘女演员的可能性。虽然中国电影市场体量今非昔比,但女性的银幕故事反倒有不断萎缩之势。”文章指出,从电影现状反映,中年男演员所演绎的中年男人苦难、爱恨等方方面面都有电影人关心、观众买单,但这些电影中几乎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中年女演员。电影中并非没有女性角色,但大多数电影尤其是主流商业电影中女性总是作为承担功能性作用的配角存在。长久以来华语电影虽不乏讲述中年女性生存状态的华彩篇章,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中年女性故事同样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中国电影圈当下所面临的资本主导在一定程度上使电影失去变革与创新的动力,这也是许多女演员自己当监制、制作人以在与资本博弈时拥有话语权、把握好角色的原因。“改变现状并非一朝一夕,哪怕是在如此重视平权的好莱坞,与男明星相比,女明星的生存处境也糟糕许多。这需要资本的冒险与创新,需要编剧写出好作品、讲述动人的女性故事(不然像《妈阁是座城》票房也不理想),也需要观众审美素养的提升(多少以女性为主角的小众文艺片票房惨淡)。”
知乎网友“笔耕素知”立足于影视圈资本博弈的讨论基础,认为“目前的资本还处于不相信的状态,他们不确定中年女演员的价值。所以首先在投入最低、收效最明显的综艺中试水,明显这两年在综艺中看到的中年女演员更多了,尤其是拼实力的综艺节目中比如《声临其境》和《演员的诞生》,之后应该会慢慢移到电视剧和电影中。中年女演员的春天会来,虽然可能会有点久,但是一定会来。”
“南周知道”《海清吐槽的中年女演员之困境,难道中年男演员就没有吗?》针对男演员演艺事业处境总体优于女演员这一现状,指出“黄渤、徐峥、吴京常年都有爆款电影,除了他们的演技和人气外,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既当演员,也转型当编剧、导演、投资人了。他们参与的电影项目,往往是他们主导的。如若不是,找上门来的好角色也不多。”“中年男演员和中年女演员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境:创作者对中年人生存状态的忽视,影视剧的类型相对单一。要改变这样的现状,既需要创作者敢于创新和冒险;也需要观众用脚投票,让言情剧以外的类型剧拥有生存空间。”
而针对如何在影视环境中“争取主动权”,微信公众号“独立鱼电影”则发文指出“我们有优秀的中年女演员,也有潜力巨大的女性向观众市场。为什么成熟女性的独立生活题材,却依然难以有实质性进展?因为需求没有被重视。……中年女演员想要有戏拍,要做的不是让男导演给机会,而是鼓励更多女导演、女制片人、女编剧、女投资人的出现。不论是扶持新人,还是自己上阵。”文章以妮可·基德曼和瑞茜·威瑟斯彭通过挖掘剧本、制片,最终凭借《大小谎言》重新翻红等为例以强调职业女性面对行业问题应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方为上策。
“澎湃新闻”《年龄鄙视链背后的审美隐忧》则认为社会舆论对中年女演员演艺机会的关注,实为非年轻人群体尴尬处境的倒映,更是涉及社会审美、价值观念的严肃课题。文章指出““年轻崇拜”绝不是影视圈、娱乐圈的独有现象,而是早已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可否认,年轻人的生活总是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多姿。但经历过岁月的磨砺与锻炼,我们才能懂得生活的复杂、体会人生的况味。但要展现后者,总是要比前者难得多。所以,不少创作者选择了更省力的办法,带来的是更浮华的画面,也是更空虚的内容。”而要沉浸于美丽虚幻的泡沫还是直面错综复杂的人生故事,决定中年女演员机会的,“不能只是市场需求,而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
“腾讯大家”《这届中年妇女已经没戏了?》一文引用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佟振保与王娇蕊阔别多年,在电车上遇见。王娇蕊憔悴了很多,但她这憔悴让佟振保嫉妒,因为那证明她用力地深刻地生活过,更衬出自己生活的空洞苍白,他沮丧得竟至于落下泪来。过后他试图和弟弟笃保谈论她,笃保却是“磕了磕香烟,做出有经验的男子的口吻,道:“老了。老得多了。”仿佛这就结束了这女人。”认为当下环境中,笃保的说法更能代表大多数。“在大众眼中,一个“老”字,对于女性似乎具有一票否决权,智慧、深沉、对于生活的热情与诚意等等,在这个字面前,似乎全部灰飞烟灭。”认为不应以单一男性视角看待女性,换角度审美,即便是平凡女性,也有令人倾慕之处,也能令人领略其美与力量。“这个世界正在改变,屏幕是现实的投射,中年女演员是另一个我们,她们的“有戏”意味着女人“有戏”,而“有戏”的女人,也许反过来,能够让“她们”也“有戏”。”
观众走向电影院的脚步指引着影视资本投入的方向,“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面对高度同质化、乃至低智化的影视实需保持警惕,给予影视行业更多积极而正向的反馈,让更多优秀的创作者、表演者得以展露才华;同时,观众也需要资本与行业的培育,层出不穷的优质作品引领观众渐入佳境,影视行业的良性循环方指日可待。
【国际】左派学者力推欧洲失业保险
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所长Xavier Ragot。图片来源:Science Po。
英国脱欧已成定局,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四处树敌,欧洲各国争相调整国策,为本国经济发展谋求短期内的有利条件,回归保护主义成为普遍趋势,国际经济结构面临重组。“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与20世纪下半叶不同,不该再被看作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自有资本主义之间的制衡。”左派智库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所长,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 Po)宏观经济学教授格扎维埃·拉格(Xavier Ragot)在其新著《教化资本主义》(Civiliser le capitalisme)中主张,应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经济,以期降低经济风险并捍卫民主。在巴黎政治大学学术期刊《我思》(Cogito)七月刊近日发表的专访中,拉格提议效仿高福利国家,在欧盟范围内建立欧洲失业保险体系。
拉格在采访中指出:“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非自由民主或民主国家这类术语,常被用来描述当下的趋势,但却无法解释政治与经济之间新的联系。”在他看来,重新审视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间的对立,有助于揭示此类现象的本质,找出解决欧洲困局的办法。“简单概括起来,政治自由主义包含对道德、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肯定,总而言之是反抗不公,这种对个人政治自由的捍卫始于19世纪,民主政体、女权主义和共和主义随之建立起来;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主义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受约束的契约自由,因而对各种形式的监管持谨慎怀疑态度。”
《教化资本主义》一书封面。图片来源:Fayard出版社。
拉格认为,弗里德曼、哈耶克等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它将经济自由主义的扩展延伸看作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条件。”而以凯恩斯为首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则持反对观点,认为有必要对经济自由主义加以约束和规范,强调金融的不稳定性与总体需求监管的作用。“欧洲上层建筑正处于这些矛盾的焦点。事实上,欧盟作为一个以永久和平为目标的政治方案,几乎只有经济和扩大单一市场作为唯一手段。这一方案因为欧洲内部的经济分歧走向失败,拙劣的经济自由主义无限蔓延,已经侵蚀到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石。”
拉格着重谈到欧盟劳动力市场严重分歧的危害,指出“采用欧元以来,欧盟各国间的经济分歧从未像今天这样大。”意大利的劳动生产率陷入20年发展停滞,政府急于利用公债来进行不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欧元区各国的出口水平差距日益加大,要寻求平衡就意味着德国、荷兰这类出口国家必须加大投资或转向内需,这与其本国的短期经济利益背道而驰,他们会反对欧盟预算稳定机制也就不足为奇了。”拉格认为这种分歧存在的根源,在于欧盟的建立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即“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能使各国经济制度趋于一致,尤其是使劳动力市场达到平衡,从而达成政治上的趋同。”因此今天的欧盟“需要一种欧洲的社会建构主义,它要能与现存的、统一各国资本的单一货币相容,且不能成为一种加剧不平等的因素。”
拉格指出当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扩大福利国家规模,通过完善教育、健康、退休和失业保障来抵御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维护社会稳定,保护自然环境。就像他在书中所写的,“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社会化,世界各国的公共支出水平就是最好的证据。”他建议既然单个民族国家要维持这样的公共福利仍嫌基础薄弱,“我们需要对福利国家进行合理的国际化改革。”
拉格强调了另一种走向“技术无政府主义”趋势的巨大诱惑,它吸引人们投奔“无国家社会”,“无论是马斯克的太空项目,还是海上家园(Seasteading Institute)的浮岛城市,或是比特币或Libra等虚拟货币所支撑的网络空间。这种分裂倾向在19世纪只在最贫穷的人中盛行,例如信奉傅里叶乌托邦的法伦斯泰公社,在今天却成了最富有的人拼命捍卫的堡垒,其目的不过是逃避税收,也就是逃避对公共福利事业作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社会试验的尝试值得鼓励,但拉格主张对有此类倾向的项目必须抵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这些项目是基于对无国家社会稳定性的错误认知。例如货币稳定性来源于货币政策,这是一种公共属性,是当前中央银行通过辩论并最终授权的结果。”
欧洲预算难以增长,欧盟成员国之间想要建立团结稳定的合作机制无异于自相矛盾。要解决目前的紧张局势,包括拉格在内的不少左派经济学家都主张当务之急是推行欧洲失业保险计划。该机制的灵感来自美国联邦失业附加险与各州不同的失业保险制度共存的模式,“欧盟层面的保险资金将来源于各国税收,这有助于调节资金在国家间的长期单向流动”。在拉格看来,建立欧洲失业保险机制的益处在于,“将各国的一致利害建立在统一的保险契约之上,仿效福利国家的建立模式,在此基础上重建高福利的新欧洲,并不会有损于目前阻碍欧元区预算增长的各种国家主权主张。”事实上,这项制度系统的技术可行性已在欧盟内部经过了多番讨论研究,拉格认为最终施行的真正阻力“源于政治意愿的缺乏,因为作为社会层面的欧洲尚显薄弱。不过尽管在法国讨论的较少,这一观念正逐渐在欧洲范围内被广泛接受。”
【国际】美墨边境上的粉色跷跷板
Ronald Rael发布关于隔离墙跷跷板的照片墙获10万+点赞。图片来源:Instagram。
近日,一对美国教师夫妇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上安装了粉色的跷跷板,供两国居民聚集在此一起玩耍。
据英国《卫报》报道,该装置的设计者Ronald Rael和Virginia San Fratello 是加州大学建筑和设计学的教授。他们为此项目绘制第一幅设计图可以追溯到2009年,但直到前不久才付诸实施。夫妇俩来到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郊,这里的美墨边境线上树立着钢架结构的高墙,他们将做好的荧光粉色跷跷板架设在这些钢铁栅栏上。据意大利《共和报》报道,当地人对他们的行动预先并不知情,但孩子们很快就聚集到墙两边玩耍起来。Ronald Rael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分享了现场的照片和短视频,可以看出两边都有不少大人小孩来乘坐这些跷跷板。这篇发文很快获得了超过10万人点赞,作者在图片附言中写道:“隔离墙已成为美墨关系的枢纽(跷跷板中间的转轴)。双方儿童和成人因此变得休戚相关,大家都意识到,一方采取任何行动,都会对另一方产生直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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