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与新型数字鸿沟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杀时间”的脸书式社交。当地时间2019年4月30日，“脸书”Facebook在美国加州圣何塞市举办2019年F8开发者大会，图为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发言。 IC 资料图
互联网兴起之初，“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即不同阶层间因接入计算机及网络服务程度存在差别，导致他们对数字经济的参与度不一。常被引用的一个的例子是：欠发达地区儿童由于使用互联网不便，而无法获取资讯，导致学业落后。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由于通信传输速度的几何级增长及手机智能终端的普及，传统意义上的数字鸿沟正被弥平。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发现，发达国家（以北欧为样本）的网民比欠发达地区（以东南亚、南美样本）更习惯于通过互联网检索或提问以获取有用信息，而欠发达地区的网民在社交网络上耗费了更多时间。这一“互联网使用能力差异”被OECD描述为“新型数字鸿沟”。
一、“新型数字鸿沟”
2005年，见证了互联网对个人言论边界的拓展，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预言，“人人皆可出版”的时代已经来临，信息的鸿沟将被弥平，世界将日趋扁平化。此后，从Web2.0时代的BBS、博客、空间到移动互联时代的脸书、推特、微博，社交平台让“人人皆可出版”成为现实。
然而，“个体出版”与社交网络的结合，除了导致信息激增，并未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以目前在全球拥有24.1亿月活用户（MAU）的平台脸书为例，理论上，既然近一半地球人可“自由出版”，那么新旧数字鸿沟都应不复存在了。然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调查发现，虽然高达68%的美国人通过社交网络（主要是脸书）获取新闻，但57%的人认为此类新闻并不真实，63%的人认为此类新闻对他们理解当下现实没有帮助反而令自己“更困惑”。截至去年，用户对脸书的总体好感度，已经由最初的七成以上跌至如今的五成以下。
此外，尽管网民习惯通过脸书看新闻，但新闻却并非其推送重点。2017年12月，媒介研究机构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Nieman Lab）随机抽取了402名脸书使用者账户的前十条信息推送，发现一半的账户前十条推送没有一则真正意义上的新闻，23%的账户能看到一条新闻，16%的看到两条，新闻在前十条推送中占据主流（8条）的只有1人。
去年1月，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称，“大量关于商业、品牌与媒体的推送盖过了家人和朋友的动态”，脸书将减少此类推送，回归“社交”。扎克伯格将脸书过往的推送重点划归“企业、品牌和媒体”，将未来的重点定为“社交”，但从未提及脸书“言论广场”的属性，这从侧面印证了尼曼新闻实验室的结论。
这就意味着，尽管大量用户试图通过社交网络发布或获取信息，但发现自己并不能从中汲取到真正的“新闻”；尽管脸书在如“占领华尔街”、“黄背心”等大型社群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但它更像是政治活动中的宣传单和小册子，旨在动员而非启蒙。社交网络自身，似乎从未想过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新闻和信息，而只是试图推送“商业与品牌”。
这恰恰是社交网络最大的悖论：它发端于人人都可发布信息的美好愿景，试图消解权威、让世界扁平，然而，到头来却是用户身陷数据洪流，被碎片化的信息裹挟，触摸不到真切的事实。而这，正是“新型数字鸿沟”的基本时空布景。
二、转移的出版权：从编辑到算法工程师
2018年，脸书全年收益558亿美元，其中98.5%来源于广告业务。过去十年，广告商纷纷撤离传统媒体，转战脸书等社交平台。传统媒体则选择与社交巨头合作，前者负责内容生产，后者负责市场分销，逐步走向“内容免费、分销付费、双方共享广告分成”的合作模式。
自有广告行业以来，商家广告投放的核心标准一直是辐射人群范围，社交网络时代亦不例外，只是“辐射人群”更名为“内容流量”。由此一来，传播成为整个社交网络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平台是有选择地“导流”还是“限流”，抑或不管不顾，成为内容生产商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在此逻辑下，“超级流量”几乎成为“优质内容”的同义词。
因为牢牢把控了渠道，流量审美不仅决定着内容，也塑造着形式。实际上，从电视取代印刷术作为核心传播形态以来，我们的文化就一直处在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的转换过程中，只是社交网络更为突出对图片、视频的绝对偏好，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在新兴电子媒体的倒逼之下，产品愈发“图片化”、“视频化”。近年来，国内多个短视频应用的崛起，也正是这一时代偏好的落地体现，其内容的肤浅、浮夸和无休止的“推荐播放”，让很多用户“边用边骂、边骂边用”。
因此，在看似“人人皆可出版”的移动互联时代，由于最终的信息分发权仍掌握在平台手中，仍然只有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形式才能成为互联网的主流流量，绝大多数普通用户只是“可出版，但无法被听到”，且一度相对分散的传统媒体采编权也已集中到几家社交巨头平台上，于是，传统编辑的笔不由自主地受控于互联网工程师的算法。算法的最终指向——尽管各个公司都视作秘密——则是广告市场与用户接受度之间的平衡。
由此一来，机器算法和用户偏好之间，形成了一次次强大的“内循环”和“交相印证”。随着时间流逝，用户的真实需求和平台制造的需求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用户偏好被平台算法调校到符合流量价值的“商业化”频道。换句话说，是算法催生了“购物偏好”、“视频偏好”与“新闻偏好”。这就是为什么纯粹且有价值的信息推送越来越少，而“个性化定制”、“浸入式”的广告却越来越多的原因。这样发展下去，受众的个人偏好成为孤独的“单曲循环”；在算法的一次次洗刷下，作为受众的用户逐步走向封闭的“独立王国”，忘却了使用互联网的初衷——探索与连接。
至此，内容与价值被虚掷。在此一社交网络生态面前，如果说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知识与技能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工程师与算法服务的主要是扎克伯格口中的“企业、品牌与（付费的）媒体”，绝大多数用户的个体出版并不“值得倾听”，只有那些与“品牌”相关的“数据”才是“有价值的数据”。这正是“新型数字鸿沟”背后的技术逻辑。
三、戒掉脸书，重构算法
因为看到了社交平台的空洞化和商业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指尖翻滚”、“杀时间”的脸书式社交。近年来，“积极”成为脸书使用的一个基本指南，引导用户带着目的去使用脸书，如加入专业群组，并朝着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向发展。
今年初，斯坦福大学发起“戒掉脸书行动”，2800多名实验者戒用脸书一个月，结果发现，该部分人群的身心更为愉悦，对政治的看法更为平和，拿出了更多时间开展“真实社交”。几年前，国内腾讯公司发起过类似行动，并拿自己的产品微信“开刀”，结果显示，短暂戒掉微信的被调查人群的幸福感有所上升。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多项调查结果均显示，美国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耗费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8小时）高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同龄者（不到6小时），少数族裔儿童花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高于主体民族儿童。更为鲜活的案例是，当公立学校还在以“标配iPad”作为招生广告，试图弥平“老式数字鸿沟”时，加州的私立学校正在悄悄取消“大屏幕”，还孩子以更多的“积木”和“人与人接触体验”。在硅谷，让孩子“远离屏幕”的教练（screen-free coaches）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职业，单位小时收费达到200美金。
是的，十五年过去了，世界依然没有变平：当有人依然在为接入互联网而犯愁的时候，有人已经在为“戒掉”互联网而努力，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新型数字鸿沟”。
面对接连调查、罚款和外界的质疑，脸书决意在未来“以私信和小组群聊为中心，强调私密分享而非公开内容”。征诸过去，扎克伯格此举可视作对隐私保护不足的危机公关；着眼未来，在用户好感度持续下降和监管持续加压的背景下，此举折射出的，是脸书对基于用户信息收集、后台算法加工、流量精准分配、广告定向投放的传统盈利路径的信心不足，以及对建立以加密货币Libra为核心的支付渠道和电子商务平台的设想。
这意味着，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最早提出算法并唯算法论的硅谷已经开始反思算法，试图重构符合新准则的算法，哪怕变革意味着躺着赚钱时代的结束。
此外，包括脸书在内的所有互联网寡头都押宝人工智能，至少昭示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对“投喂式互联网”的纠偏。这方面的例证是，亚马逊原本可以通过线上精准零售和广告“躺着赚钱”，但多年来一直花重金打造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线下无人商店“Amazon Go”；谷歌也正在走出对于搜索广告业务的依赖，着力打造“下一个谷歌”项目。
一代人的移动式社交过后，一批人已经开始远离屏幕、删除脸书、抵制算法（如拒绝基于互联网使用习惯的信息推送），硅谷公司中“超高广告营收占比”已经成为某种“政治不正确”。所有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变革的可能。
当然，在数据的洪流面前，人很难做到绝对理性。或许，在最终解决方案（平台“去商业化”，对算法予以根本性变革，出台公民隐私保护法案，确立信息的“被遗忘权”等）出台前，先戒掉脸书式社交，或许不失为避免掉入“新型数字鸿沟”的一个明智选择。
四、韦伯准则的映照价值
在本世纪的头几年，简单的博客博文与留言，已经足以让弗里德曼激动地描绘“全民出版”的未来，坚信“世界是平的”。但十五年后，弗里德曼关于互联网的美好想象已如强弩之末，世界并没有因为互联网而自然扁平，等级与控制只是换了隐蔽的外衣继续存在。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后半叶电视技术蒸蒸日上、对传统印刷媒体构成巨大冲击的大潮中，美国媒体生态学者尼尔 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就指出：“……工业技术使人们丧失思考能力，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中，社会在庞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动和自私”。他批判道：“电视是公司经营的新的国家宗教”，“公司国家（corrorate state）通过电视控制了公众话语的流动，……想一切办法让我们看电视，但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历史和语境，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波兹曼三十年前针对电视工业发出的警惕，精准地呼应了当今的脸书困境，也让每一个互联网社交平台用户心有戚戚：在海量、随时刷新的信息面前，我们看似无所不知，却又一无所知；指尖飞扬后剩下的，唯有一地鸡毛。这和我们父辈拿着啤酒瓶在沙发上对着闪耀的电视屏幕沉沉睡去，并无本质差别。
“扁平化的世界”可能会来临，但绝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某种程度上，高度专业化（垂直细分应用）、娱乐化（社交、游戏）、智能化（自动驾驶、基因诊疗、人机互动）的当代互联网，甚至可能让世界迅速“折叠”；过去的二十年，数字鸿沟或许曾经变窄过，但未来的二十年，数字鸿沟加宽的可能并不能排除。
马克思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其二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韦伯未当然未曾预见到电视和互联网这样的技术成就，但正如波兹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做出“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对于大规模组织和机构确实很有价值，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们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的论断一样，“韦伯准则”至今依然有着映照价值。
无数的互联网新贵已经足以证明，至少部分个体的获利不成问题，但如今的互联网是否依然能博得上帝的青睐，也就是说，能否增进人类精神层面的满足感、愉悦感和成就感，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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