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乱象，各有其宗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当下的社会发展之快，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快，快到有些时候我们无法把握那些突如其来又突如其去的变化。
经济学家汪丁丁在《思想史基本问题》中，写过一种语言的变化：“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港台文化传入北京，‘小姐’一词引发许多北京人的困惑。在港台文化里，‘小姐’更常意味着‘酒吧女郎’之类的职业，可是在那时的北京语汇里，‘小姐’仍带着民国时期的风范，是对闺秀的尊称。”
语言在时间的范畴里有变化，在空间的意义上也有不同。汪丁丁继续写道：“又例如‘爱人’这一语词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是20世纪百年社会革命的遗风，在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背景，指称合法婚姻的配偶，但是我到美国留学时立即意识到这一语词的英译‘lover’通常意味着远比合法婚姻宽泛的\‘同居者’或并不同居的\‘相互爱慕者’。”
汪丁丁写这些，意在说明语词必须在语境之内才有正确含义。而误解语词含义，往往是这个时代常常发生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语境发展太快了。互联网时代，技术将社会推入一个加速度发展的状态，身在其中的人们则因为能够跟得上这速度而被分割出阵营。同样是使用微信，相较于老人，年轻人往往会带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跟上了表情包的更新速度，跟上了语言的网
络变异速度，他们无惧新生事物，总是及时地成为它的第一批使用者。就因为“快”，他们仿佛就有嘲笑老人“钝”的资格。
“语境是历史的，时过而境迁。”汪丁丁在《思想史基本问题》中写道。他说他在图书馆的民国时期资料库中，读到过外婆在民国初期发表的几篇文章和诗。放到今天来看，那些诗可能根本都算不上是诗，但外婆的确能诗，她曾与柳亚子有往来信函谈诗。表达是受风气影响的，那时候的诗意的表达就如同外婆写的那些诗一样。而风气，实际上也是情境的一种。
汪丁丁这样的学者，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有人都看到了变化，但是他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们找出了其中的规律。循律推测，我们便会知道以后还会生出怎样的变化，看似众生乱象，实则各有其宗。
在《思想史基本问题》中，汪丁丁还提到了僵尸语词的效应。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应该接受来自汪丁丁的批评：“僵尸语词的效应，最广泛见于中国的大众媒体。基于深入调查的‘严肃新闻’越来越少，媒体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似乎仅仅是‘文字搬运’。”
除了新闻终端，读者最常见僵尸语词的地方大概就是餐馆了。品质不自信的餐馆常常用之遮蔽真实品质的菜肴名称，比如一根青葱放在一只大白盘子里蘸酱，菜名就是“青龙过江”，而“无名英雄”则是用鱼煮汤之后捞出鱼再用鱼汤炖另外一只鱼。僵尸语词，华而不实，早已经没有生命力。总会有一些原本充满活力的词在时代的巨变或者渐变中，失去展现他们原本意义的机会，成为后来人一种自以为聪明却实际乏味得可以的一种掩饰。
在书里，汪丁丁也提到了他对当下年轻人心理健康状况的观察。最近二十年来，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程度日益恶化，“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诸如此类”。尤其是焦虑症，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心理基调。但汪丁丁说，他想清楚了导致焦虑的两大原因，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要么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要么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即“我执”和“去我执”。说到底，之所以焦虑，是人们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坐标，在做自我还是随波逐流之间失去了合适的分寸，做了极端选择。
尽管汪丁丁已经加注了通俗的元素，比如放弃很多引文，但对很多读者而言，《思想史基本问题》仍然不太好读，起码阅读体验不如读一本通俗小说那么流畅。学者的作品自有他们的专业，但我们敲开了门，便获得了一次接触学问的机会。最开始可能需要在门口徘徊许久，因为有很多概念和逻辑需要我们学习，可是跨过了它们，也就入门了。
走进一门学问的好处就在于，我们面对社会上这个领域的一些问题时，可以自若一些。比如面对当下因技术而生的种种社会变化，包括其中人的情绪的变化时，我们可以不那么慌张，不那么焦虑，调整步伐，跟上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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