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票与捐赠 超级博物馆何去何从
即便从2018年三月开始实施强制性门票政策，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简称The Met）的参观人数纪录仍被刷新。2019年开年，The Met宣布2018年游客人数达到736万，超过2017年的700万人次。而门票收入比上一财年增长540万美元。在2018财政年度，The Met的经营赤字从上一财年的1010万美元减少到了830万美元。
澎湃新闻特此刊发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左奇志所撰一文，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为例，探讨超级博物馆的门票与捐赠问题，谈及博物馆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一、为何重启强制性门票？
由于博物馆的财年的计算方法是从头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所以目前的门票收入只包括18年3月份强制性门票开始收取后的三个月（3-6月），因此全年门票收入情况还不明了。但可以预估一下：目前门票定价25美元，按照2107年参观人数700万基数计算，刨去仍然享受自主购票政策（原则上捐赠1美元即可参观，包括学生、65岁以上老人、纽约州居民等）的人士约3成略强，大都会年门票收入应该在一亿二千万美元左右！对于一个年预算高达三亿美元的博物馆，仅门票收入就能支持近40%！这对赤字缠身的大都会无疑是个好消息。
2018年2月6号，大都会实施强制门票政策前，大都会博物馆入口回收板上观众们贴上去的门票（摄影，左奇志）
2009年，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P. Campbell）初上任时雄心勃勃，一路高歌猛进：筹集巨资（六亿美元）在主馆旁修建大都会现代艺术分馆、设计新Logo取代使用了45年的老Logo、启动布劳耶分馆（Met Breuer）、免费开放馆藏37.5万张高清图像资源……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斥巨资推出的新LOGO观众和媒体都不买账；开放图像资源虽然受到了欢迎，推进数字化进程却耗费了大笔的资金；在新的现代分馆建成前，作为过渡的布劳耶分馆建设比预期多花了数百万美元；每年都要举办数百场各种类型的特展更是持续不断的支出……到2015年，大都会博物馆的财政赤字一度高达4000万美元。2017年坎贝尔在重压之下黯然辞去CEO兼馆长职务，犹如在世界博物馆行业投下一枚炸弹，财大气粗的The MET都有无以为继的时候，世界博物馆行业反躬自省，无不感到一丝凉意。
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接替坎贝尔的CEO兼临时馆长丹尼尔·韦斯（Daniel Weiss）及董事会想出了一个缓解财务困难的招数：收取强制性门票。从前（理论上）只需支付一美元的自愿捐赠票（pay as you wish ）就能进入这座超级博物馆看个够这样的好事儿一去不复返。
在全球博物馆行业最发达的美国，艺术博物馆收取门票也算常态。比如与大都会齐名的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大都会斜对面的古根海姆，成人票价皆为25美元，这也许是大都会定价的依据。相比而言，排名老大的大都会定价还是很克制的。当然美国还有一些美术馆仍然采取免费政策。除财大气粗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所辖的国立美术馆（博物馆）全部免费，像克里夫兰美术馆、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洛杉矶盖蒂博物馆等这些顶级美术馆依然提供免费参观，是艺术爱好者的福音。
大都会博物馆
1880年，大都会建立伊始，收取25美分的门票。1940年弗朗西斯·亨利·泰勒走马上任后，第一把火就是拆掉博物馆入口的十字转门，废除了实施六十年的收费参观政策。到1970年，调整为自愿付费原则（pay as you wish）。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施此政策的大型博物馆。当初泰勒们的首要目的是将观众吸引到博物馆来。如今，大都会博物馆馆长对这个问题显然无需担心。近年来，参观人数稳步攀升，2014-2017年分别为620万、630万、670万、700万，年年创下新高。2018年在收取强制性门票的情况下，仍然达到736万，门票收入自然颇丰。然而，大都会收门票为何引发争议？
二、钱从哪里来？
大都会年参观人数连年创新高，参照2018年卢浮宫参观人数被刷新（首次突破一千万）和上海博物馆董其昌大展前大排长龙的情况，世界人民对艺术博物馆的热情真是一浪高过一浪。然而观众未必知道他们所热衷的每一场展览背后的代价。以大都会17-18年跨年的米开朗基罗大展为例，从策展到完成就花费了八年时间。在所有公共机构中，艺术博物馆是投入成本最高的：藏品征集、新展策展、新场馆的建设及更新维护、日常运行等无不需要巨额投入，现如今的网站维护与数字化建设更是烧钱。在世界博物馆中，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的国家拨款都超过50%，但美国私立博物馆的政府拨款普遍低于占2%-3%，大都会的政府拨款略高，但每年都不固定，最高也不会超过10%。一年约3亿美元的预算，绝大部分经费靠自筹。钱从哪里来？
大都会2018跨年大展“米开朗基罗：神明绘图师及设计师”（摄影：左奇志）
这就不得不提到源自欧洲，又在美国发扬光大的艺术赞助和捐赠文化。大都会的发展史，可以说也是一部浓缩的美国社会捐赠史。19世纪，美国对欧洲文化进行了研究，然后将意大利文艺复兴赞助形式作为模本移植到美国。J P·摩根和亨利·克莱·弗里克这样的工业巨头们，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自居，他们依照美第奇家族的赞助模式，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创立了建立在公司结构上、由私人投资且由私人董事会管理的艺术机构。大亨们不仅身体力行投身于艺术资助事业，也向社会各界发起了捐赠的号召。大都会成立的时候，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乔特在大都会落成典礼上面向社会各界所呼吁：“……把猪肉变为瓷器、把谷物变成贵重的陶器、把粗糙矿石变成大理石雕塑、把铁路矿山股票变成壮丽的世界级油画精品……把那些无用的黄金变成活生生的美物，这些美物将在今后数千年为所有美国人民带来愉悦。”在如此感召之下，纽约的市民们达成了共识：他们为自己的城市所施的最大善行，莫过于帮助大都会获得她最需要的东西：艺术品和支撑她运转的钱。除了纽约市政府每年有限和不固定的财政资助，社会资助始终是大都会赖以生存的巨大支撑。为艺术慷慨解囊，成为高雅的生活方式，更是身份的象征。
J P摩根以文艺复兴式样为蓝本为自己修建的私人图书馆（摄影，左奇志）
作为一家非公立性质的博物馆，大都会的董事会在筹集款项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董事会通常由成功商人、社会贤达等组成。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给博物馆筹钱。董事们把筹集到的款项交给基金会，然后由基金会拨款给博物馆进行运作。大都会收到的政府资助如此之少，因此赤字并非董事们面对的新问题，可以说从建立之初，赤字就一直如影随形。在摩根时代，解决赤字的方法是：“在董事会上公布亏空数额，然后绕着会议桌，拿他那“特快列车前大灯似的眼睛”逐个审视在座的董事，直到赤字被抹平。始终不变的是，他拿出的支票数额总是最大的。”洛克菲勒担任董事的时候，全额资助了修道院分院的筹建。甚至为了不影响从修道院分馆眺望出去的风景，把对面的一块土地也一并买了下来。老摩根去世的时候，外界吃惊地发现，他的财产远远低于人们的估计。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把大部分收入投入到了收藏和对大都会博物馆的资助之中。作为清教徒的洛克菲勒深信自己不过是上帝财富的托管人，他生性极为节俭，对浪费深恶痛绝，却不仅资助了修道院分馆的建设，还拿出市值1000万美元的股票建立基金用于维护它。如果说财富给这些富豪们带来了荣耀的话，那么最后竟以奇特的形式镶嵌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门楣之上。
三、大都会不是富人独享的俱乐部
虽然富人们对大都会的贡献不容质疑，但是大都会从来都不是富人独享的俱乐部。南希·艾因瑞恩胡弗（Nancy Einreinhofer）在《美国艺术博物馆》一书中指出，美国艺术博物馆是精英文化与民主融合的产物。美国博物馆建立初衷的就是面对广大观众。欧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卢浮宫是拜法国大革命所赐。尽管如此，由于欧洲根深蒂固的皇家与贵族赞助、鉴赏和收藏的传统，欧洲博物馆始终把绅士学者、艺术家和鉴赏家等社会精英作为他们的主要的服务对象。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前总统亚当斯甚至认为：绘画和雕塑从根本上来说是反民主的，是与“独裁专制和迷信为伍”的。
与欧洲收藏强大的贵族传统不同，纽约没有根深蒂固的贵族。大都会建立之初，董事们公开宣称：“艺术曾经是有钱人的玩物，现在则属于全体人民”。美国国家画廊最初和最重要的捐赠者安德鲁·梅隆在给富兰克林总统的信中写道：“我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绘画和雕刻，我的愿望是它们最终应该成为美国人民的财产”。南北战争之后，面对社会陷入到动荡和堕落的境地，艺术博物馆的建立也被看作是一剂改良社会道德的药方。建国之初的美国曾是文化艺术的沙漠，民众文化素养低下。教导“野蛮部落”向文明靠拢也是大都会这样的博物馆当仁不让的责任。所以美国的博物馆业自建立之初，其一贯理念就是服务大众，而不仅仅是社会精英。因此美国博物馆虽然把欧洲博物馆当作他们的老师，但在公共教育和服务理念方面却青出于蓝——大都会博物馆堪为表率。
马克·吐温去大都会参观时，工作人员请他把手杖寄存在衣帽间，这位作家大发雷霆：“没有手杖，你叫我拿什么在油画上戳个洞？”讽刺作家出言尖刻，虽然未必真会那么做，但对待艺术态度轻慢。1897年，一位穿着工装裤的水管工被挡在大都会门外引发了纽约报纸的批评。当时的大都会馆长切斯诺拉回应到：“在绘画大厅，你再也看不到有人用手擤鼻涕……展厅地面再不见令人厌恶的咀嚼过的烟叶渣……”自打一开始，美国博物馆的职责就是既服务大众，又教化大众，是大众最好的资源和最有效的老师。七十年前，大都会几乎从未把门票收入放在眼里。参观人数基数不大，门票收入相对博物馆的巨大投入而言犹如杯水车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大都会建立时坚定履行的“面向全体人民”的初衷——采取自愿付费原则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此，也是这一政策被取消后引发争论的重要原因。
四、超级博物馆是否该继续扩大规模
坎贝尔上任后推出的新Logo，一改之前的文艺复兴古典范儿，变得直白、晓畅、醒目、亲民。
然而事与愿违，新Logo遭到了媒体和民间的一致差评。大都会希望以更加亲民的姿态面对大众，可人们却留恋她高高在上的古典范儿，自我发展认知和观众心目中的她的形象，出现了耐人寻味的错位。
大都会从七十年代开始使用的老Logo
大都会2016年启用的新Logo
除了推行新Logo、人称“挂毯汤姆”（Tapestry Tom，因坎贝尔多年在大都会是挂毯策展人身份）的坎贝尔，当上馆长后的理念，无论是发展数字化也好、还是建设现当代艺术分馆也好,都意在保持大都会的活力，使之不要脱离时代、逐渐老化而失去新生代观众。然而无法消化的赤字却成为拦路虎，使他折戟沉沙。
2018年9月，大都会新馆长马克斯 霍莱因（Max Hollein）上任，不同于坎贝尔身兼馆长与CEO二职，作为馆长的Hollein主要负责管理，而筹资的主要任务落在董事会主席Weiss身上。此举使Weiss可以更加专注于筹集资金，去缓解大都会的赤字问题。2017-2018年度财报来看，年度赤字已控制在830万美元左右（见下图），但仍不是个小数目。
大都会2017-2018财年（2017.7.1-2018.6.30）收支分配表
赤字问题并非大都会独有，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若非依靠50%以上的政府拨款，一样难以为继。问题在于，大都会规模过于庞大，它犹如一辆庞大的豪华老爷车，除了第五大道本馆自身体量巨大之外，还有中世纪分馆和布劳耶分馆这俩后挂，管理成本比其他博物馆自然更高。所以有声音说：数字化是时代发展趋势，不可不做，但是建立现代艺术分馆真的是必须的吗？毕竟纽约已经有了专注现代艺术收藏与研究的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再继续加后挂，资金缺口和管理难度必然成倍增加，这部豪华老爷车还拖得动吗？
这个问题甚至在九十年以前就已经有人提了出来。普林斯顿美术学系的创办人之一弗兰克·马瑟曾指控大都会的“超大型主义”。1929年，他就发表了名为《更小更好的博物馆》一文，批评美国的博物馆正变得过于庞大。大都会正是最好的反面例子。他认为博物馆过于庞大不仅会使普通观众感到不知所措和疲惫，还会令管理混乱不堪。马瑟极力主张分散藏品、建立专注于某一类藏品的分馆，以使博物馆的管理更加有效。显然，大都会没有采纳马瑟的建议。百多年来，她发展成美国最为庞大的大百科全书式的美术馆，拥有三个馆区、300万件藏品，顶级珍品无数。当然，马瑟提出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对观众而言，参观大都会是一件令人筋疲力竭的事，观展选择更是压力山大。而财政赤字等一系列问题也证明了管理的有效性是难以克服的困难。重启强制性门票政策，虽然可以暂时缓解赤字问题，却被认为伤害了大都会建立的初衷，从而引发争议。
结语
2003年，卢浮宫设置了“艺术赞助”部，专门负责资金募集工作。卢浮宫馆长亨利 罗雷特（Henri Loyrette）甚至被称为“募款人”。大英博物馆也在政府拨款外积极发展周边衍生品等方式（2015年单年收入已达2亿美元），努力增加自筹资金。各大博物馆早已达成共识：努力开发多渠道筹集自有资金是保证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大都会如果不控制规模，不仅要继续做美国博物馆的老大，还要保住世界博物馆的领头羊地位，董事会最需要做的事，是解决博物馆的融资问题、控制赤字规模。发掘现代摩根和洛克菲勒加入他们的董事会，同时号召社会各界关注博物馆的发展事业并予以有力的支持或许是当务之急。138年前乔特的讲话至今仍不过时，只不过猪肉谷物和四轮马车可能变成了芯片和高科技产业。而观众掏钱购买门票入场，也可以看作是赞助和捐赠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申，是个人对博物馆事业的一种支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付出门票也是一件光彩的事。毕竟，大都会不仅是纽约人的骄傲，也是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有文化遗产。
上海博物馆大英展文创产品
大都会的资金困境折射出世界博物馆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毕竟博物馆是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机构。如今，中国博物馆行业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不少博物馆似乎都有着向超级博物馆的道路上发展的趋势，如上海博物馆浦东新馆的建设、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已投入运行、南京博物院和湖南博物馆纷纷扩建……与此同时，私人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19更是呈井喷之态。仅在上海，2019年将有油罐艺术中心、上海蓬皮杜艺术中心等新馆开张。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反应了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民众文化需求的增长。然而，如何克服资金困境，开发融资渠道，最大限度利用资金和资源，做好收藏、研究、展览、服务与教育，始终是值得每个博物馆研究的问题。
（作者系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
注释：
1.卡尔文·汤姆金斯，《商人与收藏》，译林出版社，P18
2.语出自为摩根拍肖像的摄影师爱德华·思泰肯
3.卡尔文·汤姆金斯，《商人与收藏》湖南美术出版社，P85
4.卡尔文·汤姆金斯，《商人与收藏》湖南美术出版社，P228
5.南希·艾因瑞恩胡弗，《美国艺术博物馆》，湖南美术出版社，P32
6.卡尔文·汤姆金斯，《商人与收藏》，译林出版社，P19
7.卡尔文·汤姆金斯，《商人与收藏》，译林出版社，P12
8.南希·艾因瑞恩胡弗，《美国艺术博物馆》，湖南美术出版社，P54
9.卡尔文·汤姆金斯，《商人与收藏》，译林出版社，P71
10.图片来自大都会博物馆2017-2018财年年度报告
11.卡尔文·汤姆金斯，《商人与收藏》，译林出版社，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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