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全球化中重塑全球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
■提要
美国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思潮急速集结并迅速转变为美国等国家战略,使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遭遇前所未有的逆流。但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并未消失。在逆全球化的冲击下,新全球化也以同样的速度快速重塑,一场新兴科技创新引领的、基于产业生态体系的新全球化潮流滚滚而来,势不可挡。可以观察到,新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利用因特网、无线网络,以及各种新形式的交流系统,完成新的跨国投资和贸易行为。新兴技术的创新开始驱动新兴资本进行多元融合。
美国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思潮急速集结并迅速转变为美国等国家战略,使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遭遇前所未有的逆流,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面临深度调整和广泛重组,产业成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迎来全新挑战。但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并未消失,在逆全球化的冲击下,新全球化也以同样的速度快速重塑,一场新兴科技创新引领的、基于产业生态体系的新全球化潮流滚滚而来,势不可挡。
30年前,冷战首先在西欧结束,过去平行的东西两大市场得以统一,市场经济开始在全球普及。资本、技术与劳动重新组合,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瞬间迸发,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比较优势动态转移,形成了全球化浪潮的基本特征。当时,在已经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与取得战后高速增长并完成赶超任务、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地位的日本之间,上演了最具全球化特征的“比较优势动态转移”历史剧。而其根本动力来源于日中制造业间高达20倍的工资差距。换言之,当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人均工资仅相当于日本的1/20。正是这种近邻间的巨大劳动成本差距,一旦遇到生产要素可自由移动的条件,顷刻间便使日本在冷战封闭期形成的产能和效率优势崩塌,大规模产业失去或即将失去比较优势,不得不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兴国转移。此过程中,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东亚地区产业分工体系,进而实现区域性“比较优势动态转移”。
这正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的典型特征。而以中国入世为标志,在中国获得准入美欧两大市场权利的同时,美欧产业资本也迎来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重塑比较优势并赚取亚洲红利的战略机遇。发达国家的资本、产能向亚洲新兴国的转移过程,也是地区或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乃至供应链形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客观要求产业实体、人员、资金、产品以及信息实现跨境移动,要求法律制度乃至政策跨境适用与协调。由此,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过程始终伴随着各国国际协调的努力,进而在旧秩序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推动国际秩序的改变。新旧秩序的博弈不可避免地成为这场全球化的新常态。
10年前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全面暴露了美欧产业资本转移给其经济社会带来的结构性矛盾。诸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其深层都反映着社会差距拉大和社会阶层分化引起的动荡。尤其是,欧债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洲一体化的弱点,以及作为地区单一货币欧元的结构性弊端。
美国的特朗普政权及其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全球战略收缩,英国公投脱欧,以及欧洲大陆内部的民粹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思潮的上升,共同形成了逆全球化的力量。
不能忽视的是,特朗普政权利用国内法律对贸易对象国及其企业进行排斥和孤立,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涉盟国的正常交易,将同盟引进贸易政策体系,必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集团化”、“割裂化”倾向。这股逆全球化潮流无疑将导致全球化退步,国际贸易、投资收缩,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但同时也要看到,“逆全球化”无法也不能使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消失,相反,新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利用因特网、无线网络,以及各种新形式的交流系统,完成新的跨国投资和贸易行为。新兴技术的创新开始驱动新兴资本进行多元融合。最近北美举办的消费电子产品博览会上,谷歌公司展示的仿真声控家电指令系统,与联想公司的家电升级形成全新预期,二者的结合预示着下一代家电智能化、物联网化(IoT)时代的到来,也必将形成全新的国际标准。同时,中国近14亿人口的市场与其他新兴国市场一道,吸引美国的盟国积极寻求“不包括美国的新模式”。如,日本在美国脱离“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后,与欧盟共同探索“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日本也与其他十国走出了不含美国的CPTTP合作模式,并开始加快回归东亚,重新摸索全面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等没有美国的区域合作模式。
此外,在美国不断激化与中国贸易、投资摩擦的背景下,跨国资本积极利用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南亚新兴国家,调整全球产业链及供应链,展开新的比较优势重构。美国特朗普政权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中美产业链已形成广泛深入的“生态系型”相互依存体系,认识到对华强硬派的“脱钩论”必将给美国经济和产业留下深深的爪痕,开始推动中美经济关系重构。近期,中美基于维护共同利益的经贸谈判和协调基础的构建,可谓在逆境中对全球化重塑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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