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要找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12月29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在沪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8-2019）》（以下简称：《报告》）。《报告》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在稳中求进的同时，稳中有变、变中有忧。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存在下行压力，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预测2019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6.4%。
《报告》指出，2018年，中国经济一方面稳中求进，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劳动力市场平稳，价格基本稳定，部分行业利润高增长带动制造业投资继续回升，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有所缓和；另一方面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在解读报告时指出，课题组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主要风险。其中，外部主要风险有中美贸易摩擦风险、资本向外迁移风险、外部需求下降风险，内部主要风险有劳动力市场风险、家庭债务风险、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综合来看，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存在下行压力，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
课题组预测，在基准情景下，2019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6.4%，经校正后的GDP增速约为6.1%。基准情景下，CPI增长1.8%，PPI增长1.6%，GDP平减指数增长1.7%，消费增长7.6%，投资增长6.9%，出口增长2.2%，进口增长5.9%，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贬至7.0 CNY/USD。
课题组认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和财政体系结构性问题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平衡充分良性发展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根源，为此需要处理好短期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调整与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等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处理好部门局部均衡和总体一般均衡之间的关系。
“要找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同时要注意短期刺激政策的中长期负面效应，同步推进深层次的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田国强表示。
因此课题组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政策协调，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及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解决民营企业税费负担重和融资贵的问题。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真正积极起来，但不能像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那样的财政支出规模不可持续，也非常低效，会带来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高企债务。
财政支出的重心应从基础设施投资逐渐转向引导支持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转向弥补社会政策和民生的短板，为下一步经济增长储备强劲动能。且应注重以收入端的实质性减税代替扩大政府支出的传统手段，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及广大居民切实减轻税收负担，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构筑强大的国内市场。
与此同时，当前防风险的结构性任务，也与以前防通胀的数量性目标有所不同。货币政策框架应随之从数量型的调控货币供给转向价格型的利率调整，实行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定向降息或全面降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打破民企融资难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关联困境。近年来，中国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诸多经济问题集中出现，表明当前经济问题的关联性日趋紧密，对其成因的探究也不应机械地拘泥于某一经济部门或环节，而应注重各问题之间的动态联动机制。
金融运行效率下降会推高金融系统自身的融资成本，导致民营企业融资贵和实体经济产出的下降；而在中国当前的财政分权制度和以经济增长为标准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会通过举债融资的方式增加对经济体的补贴力度。
因此，需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破除问题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以市场化为导向提升金融运行效率和信贷配置效率，才是解决融资难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治本之道。
第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营造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竞争的良性局面。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提升，地方财权压缩而支出责任却不断增加。面对自上而下不断累加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靠大搞土地财政和增加收费项目来填补缺口，偏离现代公共财政轨道。从而，一方面要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做出科学合理的划分，另一方面要赋予地方一定相对独立税权。
同时，也要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晋升体系，激励引导地方从债务驱动发展模式转向民企驱动发展模式。一个激励相容的治理体系应能发挥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以使中央和地方在求解各自目标函数的过程中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改进，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则是中央和地方的一个共同目标，应形成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竞争的良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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