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须深刻了解人的需求 制订好供给方案
最近，有好几个关于孩子的新闻。除了一对双胞胎成为首例被胚胎编辑基因的婴儿，备受关注的携程亲子园虐童案有了一审判决，八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幼儿园的利润
关于幼儿园教育问题，在这一年间发生了许多牵动人心的事件。就在11月15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在纽交所上市的红黄蓝股价开盘后大跌52.97%。
幼儿园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一方面，谁不曾是幼儿？幼儿不能为自己代言，他们所受遭遇需要成人的最大能力保护；另一方面，谁家没有或不会有幼儿？幼儿能否健康成长，关系着所有家庭的幸福生活。
如今又一次站在风口浪尖的红黄蓝幼儿园，其实在去年已经多次站在风口浪尖上，因为多起虐童事件。在与之几乎同时发生的携程亲子园等虐童事件中，我们都同样发现，关于幼儿园资质的审批制度，似乎存在着不小的缺陷。
在这种审批制度下，似乎很容易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行政垄断。于是，能够拿到“资质”的幼儿园便可以拼命扩张，转而用这种无度扩张来上市圈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幼儿园的上市确实有一定问题，因为其运营基础是垄断利润，而垄断不但给其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利润，还使其现代化治理的意愿大大降低，产生各种管理不力，才会屡次发生扎针等虐童事件而不查。
从这个角度上说，阻止幼儿园仅仅追求利润而忽视管理当然是对的，但是症结并不全是资本，而是垄断。
当幼儿园成为稀缺资源
幼儿园在中国变成稀缺资源也就是近二十年逐渐演变出来、近十年尤为突出的。大量幼儿园被关停并转，海量学前幼儿无处可去。曾经有相关部门领导解释，这是因为“幼儿园不属于义务制教育”，因此相关部门没有义务、责任建立公办幼儿园。这种说辞看似有理，但丝毫经不住推敲。因为大学乃至博士也显然不是义务教育，但相关部门一定是非常重视的。大学不断扩招，幼儿园却不断缩减，显然不过是因为大学建设是能够出成绩的项目。
公共服务的缺失造成了需求无法满足，各种民办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本来，幼儿园作为幼儿教育机构，是需要有较高的门槛和资质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幼儿的健康成长。但是，目前的资质审批是不是在以此目的为目标呢？从携程亲子园等案例上看，恐怕审批的透明度、公开性、标准化程序都非常缺失，何以保证其中的公正性？何以保证不会形成寻租腐败的工具渠道？无人能知。而事后机制也让人咋舌。既然是资质审批，把关部门要不要长期监督？发生事故应不应该取消资质？相关部门有没有连带责任？如果都没有，则资质审批的意义何在？
目前社会上有大量的无资质民办幼儿园，因为公共服务不提供服务，公共管理也不进行管理，出事了就表示自己并没有承认这些幼儿园的合法合规性。
结果是无论哪种状况下，有资质的或没有资质的，都并没有受到真正的监管，孩子们受不到教育或受到伤害，都只能由自己承担一切成本。凡此种种，引起了极大的社会矛盾。
如火如荼的校外培训
除了幼儿，少儿教育也同样是社会热点。日前，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则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带来最严“禁补令”。
不过，与“红黄蓝”正好相反，校外培训机构中的“翘楚”，同为在美上市公司，却在“禁补令”发出后走出了一波久违的大涨行情。
事实上，今年以来，关于课外培训的规范意见已经是第三次，与此同时，“好未来”的经营状况并未受到太大冲击。其第一财季营收为5.51亿美元，同比增长71.1%；净利润为6680万美元，同比增长132.0%。第二季度虽然营收和利润增幅下降，但仍然不错，而且学生数同比增长120.2%，不可谓不强劲。
资本市场的估值与现实有共通之处。近期，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派出7个督查组赴华北、东北、华东等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督查，重拳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但是，在各地秘密招生、奥数班在校外培训机构中依然存在。
规范校外培训这不是第一次，但校外培训却愈加势如破竹、如火如荼是不争的事实。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生1.8亿，中小学课外辅导学生超过1.37亿人次，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到本月15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存在问题机构272842所，完成整改163203所。如果更深入地去看，如此大的基数和比率，仅仅归咎于一些培训机构与一些“黑心”老师的勾结、推荐等，显然是绝对不够的。市场刚需显而易见。
尽管一些地方存在所谓校内授课教师明示暗示以“强迫”家长带孩子去补课，以此获得回扣等收益的现象。但更多的，恐怕是较好培训机构的课程“一位难求”，家长“求着”老师、“勾结”老师给孩子补课，甚至千方百计“帮助”补课老师逃脱监管、督查，以让孩子能够接收到培训。
培训机构的崛起与教改同步
2016年，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成为胡润全球富豪榜大中华区“40岁以下白手起家首富”。如果说校外培训市场鱼龙混杂，许多小散机构急需规范，那么好未来等“巨头”作为“现象级”机构，大家应当更多从中看到这个市场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
二十年来，中国教育改革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一素质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出台，拉开了“素质教育”的改革大幕；2002年，“新课程改革”将课程改革指认为素质教育改革的“核心环节”，使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一些具体的、教育措施的落实之上；2010年，经过近两年准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新高考改革”开始。其以“素养”概念代替了“素质”，延续甚至“重启”了素质教育；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而好未来2003年创立，2010年登陆美国纽交所，2013年集团正式更名好未来，并升级原有业务，2016年在富豪榜上微笑。与教改的时间轴几乎如出一辙，不能说只是巧合。
事实上，2005年，教育部前部长何东昌就上书中央，指出“新课改”的失败。而在激烈的讨论中，新高考改革恐怕也并未能够取得当初预计的目标。
当所谓素质教育变成新的应试内容，学生们从来无法“快乐”，只是将更多的教育责任从学校推让了出去，把家长也拉进了教育工作者的事业里。他们面对昂贵、繁杂却真的能够弥补学校因政策要求不能够、不愿意提供的教学时，只能五味杂陈，一方面压力山大，另一方面感激涕零，因为没有这些机构压力会更大。
教育改革的现实性
知识不等同于素质，但认为知识不是素质的一部分，则大错特错。不断削减各类基础课程的分量、份额，难道能够有利于学生素质提高？不允许上课教，大家只能课下学。不允许考试难，拉不开距离，只能靠人人去学奥数等来附加出考量因素。资源如此紧张，遴选时竞争多么激烈，表面上的减负，负担怎么可能减得掉？
而所谓“素质”考核真的到位吗？吹拉弹唱是素质，洗衣做饭是不是素质？做航模是素质，放牛羊是不是素质？八面玲珑会十门外语是素质，凿壁偷光能照顾卧病家人是不是素质？
快乐是素质，苦难是不是素质？素质能让人快乐，还是素质会让人无所适从？
何况，即使参照国外，好大学从不是“宽进严出”，而是“严进严出”，学生们的学习生涯从来都不止是“快乐”而已。有些发达国家在低年级的教育比较松散，但他们很快分层，由于国家基础条件较好，即使学业不甚如意，生活仍然可以保持相当水平。如果多年后学渣幡然悔悟醍醐灌顶，亦有许多机会重新回炉再造。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教育之路是许多中低收入家庭不多的向上途径，片面追求所谓“素质教育”，只会损害中低收入家庭接受教育的权利，并且由于将课内工作推向课外，造成了极大的教育不公，会产生“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社会困境。
教育关乎国家发展，应当从国家发展阶段的现实性出发，进行有系统性、科学性的改革，而不能够脱离实际，盲目复制，追求表面，缺少统筹。
是“消费升级”，还是应该“供给升级”？
幼儿园和中小学培训两方面的事件都显示，其中问题相当多，家长、孩子都苦不堪言。而如今的解决之道基本上都是棒打民营机构，斥责其“见利忘义”，对于这些机构相关的教师也予以道德审判。当然，存在这样违法违规、黑心贪心的机构和个人，比如虐待孩子的那些人，也比如强迫家长买资料、送礼物的中小学教师，他们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审判，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
但是，如果这些现象都相当普遍，成为社会“常态”，就不能只是从表面上“整治”几个特例了事，事实上，这种“整治”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效果。
因此需要看到的是，无论是幼教或是中小学教育，所牵涉的种种问题，其核心都无非是，明知道供给跟不上需求，却不去改善供给。解决民办幼儿园和民办培训机构的“见利忘义”，不是要切断其盈利，而是要提供更加充分的公共服务，加强公共管理，让市民享受到该享受的公共服务。
更值得一说的是，教育改革似乎走在了一条所谓“消费升级”的歧路上。教育“产业化”和幼儿园的逐渐“消亡”似乎是同步的。号称的“市场化”好像是一种“供给升级”，其实是供给错位，导致了供给缺失。而“素质教育”的“升级”意味更浓。但“素质”如何定义？如何考量？如何确认？已经是难题。如果能够制定相应的认定和考核标准，则应当将其内容纳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将教学目标在教学课程、教学考核中充分体现，并确保过程中的公平性。而非号称要转向“素质教育”，却只是减少所谓“知识教育”，结果把知识和素质教育的责任都留给家长、孩子和应运而生的培训班。形成另一种供给错位，导致供给缺失。
后记
教育之所以是大事，因为其关系到大势，关系到人的未来，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所以，教育改革必须深入、深刻了解国家的需求、人的需求，从而制订出好的供给方案。如果供需错位，供给方更要考虑自身的问题，并进行相应调整。是需求创造供给，而非相反。这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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