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 不能让国企、也不能让民企有超国民待遇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图/视觉中国

近期，民营企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政策层面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陆续出台，这样能否解决民企的融资问题？去杠杆是不是加剧民企生存困境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对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曹远征进行了专访。曹远征认为，民营企业的困难与资金的期限错配有关，要解决民企的融资难题，可以从增加资本、缓解期限错配入手。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提升民营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商业银行对民企贷款可持续关键是把利率放开

新京报：今年以来，围绕去杠杆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起到什么作用？最近有观点认为，去杠杆加剧了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你是否赞同？

曹远征：去杠杆并不只是金融去杠杆，而是整体宏观经济去杠杆，我国选择从金融部门开始去杠杆。金融杠杆率过高，一旦收缩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困难。金融的本质是用杠杆经营的，金融去杠杆有赖实体经济去杠杆。宏观杠杆降低，金融杠杆自然会降低。所以，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明确了这点，就是国有企业降杠杆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去年以来，宏观杠杆率降了2个百分点，企业负债率有所降低。如果宏观杠杆和实体经济杠杆下降速度不快，光靠金融去杠杆会导致更大问题。如果金融杠杆快速收缩，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很大困难。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所有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都感觉到资金困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变得更突出。

这使我们认识到，去杠杆是系统性工程，最重要的是实体经济去杠杆。金融是作为配合的，在金融方面的去杠杆，意味着是要把杠杆稳住，不让它快速收缩。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开始转向稳杠杆，创造条件为实体经济去杠杆，而不是单纯的金融去杠杆。

新京报：近期，金融监管部门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民企融资。例如，央行设立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你认为，这些政策能否降低民营企业杠杆率？

曹远征：为什么企业杠杆率高？因为资本不足。要去杠杆，除了减少债务，更重要的是增加资本。很多民企是中小型的，企业本身资本不足，如果再借债加杠杆，杠杆率会更高。所以降低企业杠杆率最重要的是增加资本，这时金融服务就变得尤其重要，要发展资本市场、股权市场等。

我们看到民企遇到了特殊的困难，这牵涉到更深层次的金融体系的问题。企业的债务基本都是从银行借的，银行提供的是短期债务而不是长期债务。企业其实是在“借短贷长”，借短期债务来投资长期项目，最终导致出现期限错配问题。也就是说，厂房还没盖起来，贷款就到期了，那企业就还不起贷款了。因此，解决期限错配问题也是缓解当前债务的重要方式，债务长期化也是稳杠杆的重要议题。

目前政策措施的目的，是要解决民企期限错配的问题。银行业的办法是短期流动性不抽贷，贷款到期时还可以再缓一下。央行的办法是将债务长期化。尽管这不是“治本”的办法，但对缓解当前的债务有帮助。

“治本”的办法很简单，企业要有活力要有竞争力，企业在盈利在创新。因为有了利润，代表企业的销售收入在增长，付息现金流就会充沛，就算面对较高的债务也不会出现债务危机。并且利润上升意味着资本增加负债率下降。所以，去杠杆的核心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企业。企业一定要有经营能力有竞争力，这是所有命题的核心。这也是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的，支持民企创新。

新京报：近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你认为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可以长期持续下去吗？如何保障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

曹远征：（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是可以做到可持续的，关键是要把利率放开。利率其实是风险溢价。银行对企业的风险有自己的评价，如果有想要贷款的民营企业，目前经营不是很好但是很有前景，那么可以，银行以比较高的利率来放贷。企业也会认真考虑，我贷这么多钱是不是项目真的能赚钱，也会考虑其他可能的损失，是否值得承担这样的利率。

利率是对风险的覆盖。利率市场化之后，贷款过程就是商业谈判的过程，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如果贷款利率没有放开，没有风险溢价，就变成行政指令了。利率市场化之后，有多种金融产品支持，企业融资有多方选择而不完全依赖银行贷款。所以要做到对民企融资的可持续性支持，第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要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

税收应该是中性的，不应偏向民企或国企

新京报：关于国企与民企的关系，近期讨论比较多的是“竞争中性原则”。你认为“竞争中性”能否消除国有和民营的所有制二元对立格局？在金融、财税领域，如何实现“竞争中性”？

曹远征：“竞争中性”的核心含义是，政府不袒护任何一类企业，政策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现国民待遇。从这方面来说，“竞争中性”是可以做到的。

对于中国来说，“竞争中性”似乎更多地变成理念问题，是在观念上有“心魔”。为什么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无论国有、民营都是中国企业，都得有国民待遇，而不应该片面强调所有制不同。他们本来就不同，但不同并不构成歧视的理由和基础。

所有政策、实践都应该按照市场标准，比如金融就是看风险，利率市场化就是所有企业都依据风险来确定溢价。税收也应该是中性的，我不认为财税政策要对民企做出特殊安排，不应该偏向于国企，也不应该偏向于民企。我们经常批评国企有超国民待遇，但是也不能让民企有超国民待遇。我反对一个倾向，就是国企有困难就支持国企，民企有困难就支持民企。

新京报：你曾经提出，今后的改革中国企和财政体制的改革最为重要。你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曹远征：经过多年改革，国企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国企多是亏损的，现在大家都说国企赚钱赚得太多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变化，说明国企有效率了。

所以，现在改革的重点不是企业改革的问题，而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就是国有资产的使用方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有资产是人民的资产。中国现在人口在老龄化、社保的负担在加重，国有资产最合适的使用方向就是划转社保。国有企业赚的钱转为老百姓的养老金，既可以解决社保缺口，又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加快国有资产向养老金方向划转，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改革方向。

金融机构要真正发挥应有责任，国内金融市场一定要改革

新京报：你曾经把中国金融改革历程分成三个阶段，我们目前处于第三个阶段。你认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金融改革的重点有哪些？难点有哪些？

曹远征：我国金融改革第一阶段，是1984年四大行从央行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独立以后金融机构自负盈亏，其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较弱，因此要进行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造，这是第二阶段。随后，中国金融体制与国际金融机制基本接轨，开始面临国际金融核心问题，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这是第三个阶段。

从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加入SDR开始,中国金融机构就不再只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也是国际的金融机构。我国也开始面临一些国际性的金融问题，包括金融去杠杆、金融中性问题，也包括宏观审慎管理、应对金融危机、参与国际秩序改善等等。

中国金融机构要真正发挥应有责任，国内金融市场一定要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不外乎三点，一是利率市场化，以及与之相关汇率市场化，这样才能实现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第二是资本项目开放，这样能使资金自由流动，人民币可兑换。第三是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各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参与人民币的业务，人民币自然就变成了国际货币。

当然，这些改革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注意到，今年4月份博鳌亚洲论坛以后，我国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有很多开放措施，鼓励外资参与国内市场，放松了对人民币业务的经营限制。但是，在利率市场化和资金自由化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还需要持续深化。

新京报：你认为在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是否需要稳汇率？

曹远征：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本项目不开放，资金不能自由流动，真实汇率是什么水平其实没人知道，于是就变成一个“拍脑袋”的心理汇率。比如，大家现在都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能“破7”，一旦“破7”资本就会外流。“7”到底是不是合适的底线，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另一方面，从现实情况来说，即使是心理汇率也应该考虑，很可能到了某一个点上，老百姓觉得美元比人民币更值钱，就大量去换美元，这时候汇率就会出现急剧变化。这确实会带来风险，这种情况在2015年、2016年我们都看到过。因此，为防止这一点，汇率必须得稳在某一个水平上。

人民银行其实在做两项工作，一是通过资本项目开放，使得外资更加方便进入和流出，通过资金真实的供求关系寻找到定价点。二是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要捍卫心理上的界限，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

其中，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汇率定价机制中的逆周期调节因子今年重启了。逆周期因子完全是为了稳预期的。如果说收盘价和一篮子汇率，是在寻找人民币真实价格方面的努力，逆周期因子就是相反的，是用来控制人民币短期升值或贬值预期的。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应该去稳汇率，是吗？

曹远征：不是，这变成了另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人民币将不仅是大宗商品计价和结算工具，还是投融资工具，还进入了国际储备，这时候人民币利率就变得非常重要，汇率问题相信就不重要了。比如，美元是没有汇率的，美元的价格就是十年期国债利率。换言之，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国债利率和人民币的利率就变成人民币的价格，汇率重要性就大大减弱。

同时，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也变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锚货币，而不是单纯的国内货币与外币的可兑换。比如美国说，“你的价格挂在我的货币上，那么就不是我的货币的问题，而是你应该升值或者贬值。”所以，最重要的是看人民币能不能成为锚货币。

但是，如果人民币成为锚货币，中国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变多了，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到那时候，中国货币政策就不仅是中国一国的货币政策，而应该是全球性的货币政策。

现在，国际上对美国的批评不就是因为这件事吗？按照美元的地位，美联储应该是全球的中央银行，但实际上美联储只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就开始大量放水，把全球资金价格升高了。现在美国经济好转，美联储又开始加息缩表，全球变得很紧张，担心新的金融危机出现。

这充分显示了一个矛盾，就是一国的中央银行如何去承担国际义务的矛盾。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同样会面临这样的矛盾。这时候的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中国问题，还要考虑世界问题。这个挑战是巨大的。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宏观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关联影响，所以，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讨论，而应该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精彩观点

1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宏观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关联影响，所以，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讨论，而应该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2所有政策、实践都应该按照市场标准，比如金融就是看风险，利率市场化就是所有企业都依据风险来确定溢价。

3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保负担在加重，国有资产最合适的使用方式就是划转社保。今后一段时间，应加快国有资产向养老金划转。

新京报记者顾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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