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智库 | 刘国宏：“妖魔化”国资国企无益开创深圳未来
——兼论深圳国资国企的未来作用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正酣、国内经济困难加大之际，最容易的事情也许就是责难国企吧。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深圳，也有一些声音不落俗套——当国企不参与竞争时被批评、当参与竞争时还是被批评，当国企不赚钱时被指责、当利润多了又被质疑，当国企弱小时批评败家行为，当国企强大时批评挤出效应，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诚然，在竞争市场、国资监管、国企治理等领域仍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然而妖魔化歪曲、否定、诋毁国资国企显然既不符合特区建设的既往事实的，更不利于深圳城市的未来发展。30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私化并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甚至还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深圳国资国企发展的几个事实
（一）深圳国资规模不小而民营经济规模更大。深圳市属国企2017年总资产2.56万亿元、净资产9440亿元、营业收入4005亿元、利润总额862亿元、上缴税金705亿元。虽然目前深圳市属国资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5%，但在全国37个省级监管系统中，市属国企总资产排名第5位，净资产排名第4位，利润总额排名第3位，净利润、成本费用利润率排名第2位(a)。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在全国37个省级监管系统中，市属国资规模仅次于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这还能说深圳国资就是“小”吗？深圳国资拥有清科“2017中国创业投资机构100强”榜首的深创投，拥有营收、利润长期排名全国行业前十国信证券，拥有覆盖全国35个大中城市批发市场农产品公司，能否说由于深圳国资“小”才有了民营经济的“大”？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深圳国资规模不小而民营经济规模更大罢了。
（二）深圳特区的建设是依托国有企业起步。1979年中央酝酿特区筹建工作时，邓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大规模建设就是从2万名基建工程兵成建制转制为国有企业起步，依靠特发、深物业、深深房、深城建、深业公司、赛格公司等一批国有企业，发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作用，内联外引了深圳的第一批“三资企业”，创下了“第一家专门性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第一个有偿使用国有土地”“第一个引入外资合作开发土地”等多项全国第一，快速拉开了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序幕。当年唱响“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源于1982年深物业作为甲方单位、中建三局作为乙方单位的国贸大厦兴建。
（三）国资服务保障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崛起。1986年深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率先揭开了我国产权主体多元化改革的历史大幕，催生了中国一批本地企业的改制风潮，股份带来了股票柜台交易和资本市场建设需求，进而深交所横空出世就不足为奇了。1988年赛格集团建设华强北电子配套市场，打破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家一年一度电子元器集中采购“骡马大会”，培育了深圳电子工业扩张的市场力量，孕育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到1990年代，深圳国资国企着力服务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城市主导战略，深圳原副市长张思平文章说得很清楚，“实事求是的说，没有深圳政府提供的高质量的服务体系，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也不会如此成功”(b)，然而没有说明白的是，其所列举政府提供高质量服务体系的承担主体创新投、高新投、担保中心（现中小担保集团）、人才中心、会展中心等均是国有企业或原事业单位现划转国有企业。
（四）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国资提出更高要求。本世纪以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迈入了补强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关键阶段，“缺芯少屏”成为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2001年国资成立深超科技公司，与TCL合作生产高世代液晶显示器，开始解决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链上的“少屏”问题。2011年投控公司积极承建深圳湾新一代高科技产业园，全力聚集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资源，已成为当前深圳创新创业的一面旗帜。2017年深业集团引入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提供商ARM公司，推动集成电路核心知识产权研发与产业化，以营造芯片产业集聚创新的环境氛围更加系统解决“缺芯”问题(c)。此外，人才安居、深圳投控、特区建发等企业针对高科技产业人才主体、空间载体在全市乃至跨区域布局，解决人才居住、产业运营成本高企以及产业链布局问题，留住人才、留住产业链，服务高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圳人才安居集团已在东莞拿地，以市场化解决区域行政分割下生活居住问题(d)。
（五）深圳国资国企监督管理制度构架有一个完善过程。从深圳特区建立之初政府职能部门的直管国企纷纷设立，当时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利税不分等问题，甚至说不清楚有多少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到1987年组建深圳市投管公司，集中开展国有资产监督管理，1995年提出了用五年时间培育特发、能源、建材、莱英达、盐田港、赛格等6家销售百亿集团，然而，由于当时国资监管和企业管理制度建设不到位、不充分，数年后这些公司纷纷爆发严重腐败案件，当时的预期目标也都没有实现。到2004年组建深圳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的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能，制定了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收益管理、投资管理、产权变动监管、资产损失核销管理等系列制度，规定议事规则、完善企业章程，派驻财务总监、外部董监事，深圳国资监管和国企治理的规则和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和稳定下来。
以上事实至少可以说明，一是我们仅仅用私人资本、自由竞争不足以解释深圳不足40年时间由边陲小镇向现代化大城市的崛起飞跃，深圳国企和民企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赢”的关系，二者共同创造了深圳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深圳世界500强7家中的3家（招商银行、平安集团、万科）就是国企或国企出身，30多年来众多国企及合资项目导入了重要资源、弥补了产业环节、孕育了市场氛围，即使它们最终经营不善或失败告终，但依靠孕育发展起来的市场流动传递、消化吸收，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技术源、人才源和管理源，把大量“沉没成本”转化为一种迭代发展、可产生效益的社会资本；
二是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企业创新不断变化的需求也使深圳的国资国企被赋予了生产与发展的新要求。民营经济活跃高效使国企的服务有了市场、混改有了伙伴、合作有了对象，二者在挖掘深圳后发优势和创新优势以及构筑深圳区域创新生态与全球创新网络上具有大量合作空间；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国资监管、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经历了建设与完善一个过程，其中有一些企业的生生死死也是正常的，但不能因为有国企没长大、有国企消失了，那么现在的国企就不能长大、就不能新生。
从深圳未来需求看国资国企发展
法国人托马斯 皮凯蒂在其引起世界极大关注的《21世纪资本论》中，用详实历史资料和对比数据展现了三百年来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贫富差距百年持续扩大会严重动摇西方当代自由主义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公平自由的根基，对民主与自由制度具有深刻的破坏性。现在看来世界各国也都在寻找更好的制度替代与制度安排，这当然也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做法，自由主义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特朗普说美国人优先，自由主义推广普世价值、特朗普回归孤立主义等等。也许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效益不高，委托管理难度更大，但对承担有功能服务国企和纯利润追逐民企的简单比较效益显然有失公平，而且伴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释放活力、国有资本收益挂钩社会保障等举措落地，至少也是对解决皮凯蒂发现的问题的一种探索吧。正是基于如此，深圳未来发展绝不能自废武功、邯郸学步，需要的立足事实、面向未来，继续针对具体问题开展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与发展的不懈探索。
（一）破局行政辖区的困局。2017年，深圳在GDP跨越2万亿大关之际，仍保持了接近9%的高速增长；而当年北京、上海以及当前广州跨越2万亿大关时，GDP增速均降到了8%以下。如深圳城市面积1997平方公里，仅为北京1.6万平方公里、上海6340平方公里、广州7434平方公里的1/8、1/3、1/4。从一方面看，这是深圳城市发展的奇迹；但从另一方面看，深圳“高产田”也确实需要更大发展空间。深圳国资国企“一区多园、圈层梯度”空间载体布局就是破局当前体制下行政辖区困局的一种战略，以市场化方式服务深圳产业集聚和外溢发展，既有利于深圳城市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区域经济深度融合。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突破空间限制也是如此，国内在苏州工业园之后，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重庆朝天门等一批重大空间项目就是新加坡淡马锡、裕廊工业等国资国企的杰作。
（二）摆脱快速成长的烦恼。深圳经过近40年发展，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增速位于全国前列。但在快速成长过程中，一方面是民生领域和公共服务各项供给增速却未能匹配经济增速，与全国经济总量第三的城市地位不相适应；另一方面，考虑中美贸易摩擦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高度开放的深圳经济巨大影响，深圳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会面临严峻的失速风险，如果放任不管必将导致信用信心循环收缩、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因此，客观上需要深圳国资国企加大对民生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力度，对遭遇了流动性困难和债务危机的民营企业纾困救助，防止恐慌性情绪蔓延，这有其本身的合理性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领域都不应该成为国资国企垄断的理由，要继续探索以特许经营、管网分离等方式引入非国有资本和竞争机制；国资国企对民营企业纾困救助要坚持稳定市场预期、维护市场机制，不能用国企经营机制取代民营企业经营机制，不要让“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企业恶意套取资源。
（三）跳出成本优势的陷阱。过去30多年发展，深圳正是依靠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成本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再依靠工程师、设计师和研发人员等成本优势发展以市场应用为导向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然而，随着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土地、能源等国内要素价格甚至已堪比发达国际发达城市，深圳主流发展思维仍停留在成本优势历史功劳簿上。为降低用地成本，政府区分不同用地属性以不同价格、不同方式授予不同企业；为降低人才成本，政府血拼人才计划与补贴，刻意迎合政府导向的“假创新”“假人才”“假项目”等乱象兴起，“活力企业拿不到信贷资金，低效企业退不出市场竞争”“房地产开发商必须讲产业故事才能获得土地资源，实体产业集团必须干房地产业才能维系正常利润”等等控制型经济“按下葫芦浮起瓢”弊端日益浮现。应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扎扎实实推进要素市场建设，逐步退出相关的政府干预政策和措施，让要素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与其创造价值变化。在此阶段，国资国企更重要的是服务城市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升级，即像特区建设之初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需求而“内联外引”产业资源一样，应从构建全球创新网络核心节点角度，“引进导入”高端科研资源、国际合作项目，加快使深圳从产业链优势跃升到创新链优势上。
（四）打破科技主义的局限。当前深圳正是向“高新技术产业”战略转型，推动了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过度强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作用的“科技主义”在深圳各界特别具有市场。然而，“高科技”创新需要更长时间的孕育和孵化，需要“非高科技”的技术储备、产业配套和盈余补亏。如果光进行“高科技”创新创业，而不将其放入包含“零科技”“低科技”和“中科技”在内的广泛范围创业型经济中，那就如同追求没有金字塔基的塔尖一样。不管是熊彼特，还是德鲁克，大师们所说的创新均是一种系统性、广泛性的创新，我们观察到的西方发达国家高科技创新的先进与活跃，正是这种系统性、广泛性、多元融合创新的一种结果，而非原因。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深圳城市的未来真正成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世界城市“创新皇冠上的明珠”，必须要突破科技主义的历史局限，营造一个支持人人实现梦想的环境。在中美贸易摩擦大时代格局下，深圳下一步发展更应抛弃赶快买点设备、抢点人才的“机会主义”倾向，国资国企空间载体和人才载体建设应是一种更加广泛服务产业生态发展的载体，是一种更加灵敏反映市场需求变化的载体；国资国企投资引导不仅仅是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服务于人文与科技综合创新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基础研发和原创技术，否则将永远跟在别人后边。
（五）走出边缘革命时代。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成果往往在旧体制既得利益最薄弱的边缘环节取得突破。起始作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正是科斯所说中国边缘革命的最佳试验场所，存在较小的实施改革的既得利益阻力，能够快速接轨香港成熟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引进市场导向的利益主体，同时可较好地控制改革创新失利风险。然而，深圳当今已经发展成为国内GDP总量排名第三、每年贡献财税7000亿元的特大城市，深圳未来的发展必然不能再依靠原来中央支持下边缘革命式的改革探索，需要更加全面、更有策略谋划改革发展。具体到国资国企改革就是要开展综合性、系统性改革，摆脱碎片化改革“改不动”“花架子”等系列问题，例如，公司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改革没有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市场上就招聘不到合适的人才，相应的改革只能成为华而不实的“花架子”；而仅仅是市场化选人用人和薪酬激励的体制改革，没有市场化契约、权责利对等的公司治理改革相呼应，则非常容易把改革异化为“就是涨工资”的闹剧。
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研究指出，一个组织或地区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成员的“忠诚”，即如果成员“退出”了组织或地区，那么组织或地区必然衰落。如果要防止组织或地区的衰落，就要维持成员对组织或地区的“忠诚”，首先容许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或地区的不足，其次对成员“声音”要做出反应，第三要改进对成员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圳未来高质量创新发展以及国资国企的深化改革均需要倾听社会各界声音，尤其包括各种批评的声音，均需按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这些声音做出反应，不断改进和优化对深圳市民和企业服务，保持先进性并将先进性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保障。同时，我们应谨防鲁迅先生早已批判过的“阿Q式革命”认识和思想，自由主义很好但也不是无瑕，国资国企有很多问题但也不是没有贡献，即便打心底对国资国企发展并不赞成，但也应给予一定宽容，改革者不易，决策者不易，否则就没有了伯南克《行动的勇气》。让子弹飞一会，深圳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还在创造历史！
a,数据来自深圳市国资委网站“政企通访谈|深圳市国资委副主任和市属国企代表说出了这些关键信息”
b,张思平：没有名牌大学的深圳，高科技产业是怎么崛起的？
c,深圳华为公司1991年起就介入芯片研发，1993年就成功地做出了公司第一款芯片——用于C&C08交换机上降低成本的ASIC芯片，但真正的堪比国际水平的高端芯片是其2012年开始应用到智能手机上的海思芯片。即便如此，华为公司海思芯片仍然要对技术难以绕过领域向ARM、高通公司缴纳专利费。
d,2018年10月23日 “深圳安居集团布局东莞，拿下塘厦商住地，建人才房！”
刘国宏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
（本文原标题：《综研观察｜妖魔化国资国企就能开创深圳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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