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陈岱孙先生阿忆
我们这一代幸运的是,还能见到大师的晚年,比如男神级教授陈岱孙先生,我1983年考入北大,陈先生1984年还是经济系主任,所以我有幸见过住在燕南园55号的他。如今,虽然55号立着陈先生的雕像,但这里成了李政道的家,外人不能随意进了,而我上大学的时候,这里完全是进出自由的。
我的学生们现在已不大知道陈岱孙先生,但看到他在网上的照片,依然称赞他有男神级长相。虽然他的嘴稍微有点儿歪,有一点儿地包天,但显得特别刚强。他身材高大,而且,板直板直的。我最喜欢陈先生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台阶上,穿着马靴和休闲西装,人显得很干净。
北大堪称大师的经济学家有2个,一个是马寅初校长,一个是陈岱孙教授。同样是第一代经济学大师,他们有好多共同点,都是少年时智力水平特别高,都是拿到了公费留学资格,都是在美国读了博士才回国效力,都在名牌大学任教,而且兼有比较高的行政职位,马寅初先是北大总教务长,后来是北大校长,陈岱孙在清华的时候就是经济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52年校院大合并,第2年他来到了北大,做经济系主任,一直做到1984年。他俩的差异也很大。马寅初校长特别张扬,陈岱孙先生非常内敛。马校长什么话都敢说,陈岱孙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话特别少,但一字千金。马寅初校长社会活动特别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一两年之内有好几百场讲演,讲演对象是工商界人士,陈岱孙先生一辈子老老实实做教师,只给全职学生讲课,从不对企业家演讲。马寅初动笔能力也极强,碰到什么事儿,马上从经济学角度写文章,见诸报端,所以《马寅初全集》有十卷之多,陈岱孙是清华学派,清华学派的特点是,课讲得特别好,但著述特别少,所以陈岱孙终生只有一部专著。马寅初世俗名声很大,因为《新人口论》引起很大关注,陈岱孙一辈子相对平稳,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所以普通人多不知道他。两位还有一个很大差异,马寅初校长一夫多妻,有2个太太,7个子女,陈岱孙先生一辈子未婚,一直独身生活。
陈岱孙先生各方面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结婚,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许渊冲先生在《这一代人的爱情》中说,西南联大有4位独身教授,第一个是外文系的吴宓,第二个是物理系的叶企孙,第三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第四个是生物系的李继侗。这4位单身汉,各有各的独身原因,许渊冲认为,陈岱孙单身,是因为他跟周培源先生共同看上了王蒂澂,王蒂澂嫁给了周培源,于是陈岱孙就保持了一生的未婚状态。其实并非如此。当年在“文革”中,对立派贴大字报批周培源副校长,揭发他和太太还有陈岱孙搞三角恋爱,说陈岱孙喜欢周培源的太太,求之不得,干脆不结婚。这是一个谣言,陈先生的外甥女唐斯复,看到大字报后回家问陈岱孙,周培源的女儿也同样回家问父母,这些揭发材料是不是真的,陈岱孙和周培源劝都矢口否认,说那纯粹是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陈岱孙和周培源私交很好,两人在燕南园住过的房子紧挨着,陈岱孙先生住燕南园55号,周培源先生住燕南园56号,但两人并不是同时住在这里,周培源先生1981年辞去北大校长,便从56号搬走了,陈岱孙先生原来住镜春园,1989年才搬过来,所以当年周培源住在这儿时,陈岱孙还没过来。
所以说,当年贴大字报造的一个谣,后来竟变成燕园佳话,而且广泛流传。唐师曾说,他跟陈岱孙先生很熟,一直想问老先生这事儿是不是真的但始终没敢问。后来《东方之子》采访陈岱孙先生,曾问起这事儿,陈岱孙说就两点,第一我没时间,第二这种事情怎么也得两情相悦,我没碰到合适的人。
唐斯复回忆说,陈岱孙是家中独子,那个年代的独子,如果不能传承后代,特别不能生下儿子,会有很大压力,所以陈岱孙那么大没结婚,家里都很着急,曾经安排他去相亲过几次,唐斯复还跟着舅舅一起去过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见过一个女人,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是波浪的,女方挺中意陈先生,但陈先生好像没看中这女人,最后不了了之了,最后岁数再大一点,就算了,一辈子没结婚。
陈先生不结婚,跟他自理能力特别强也有关系,他无论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后,自己总能把家里收拾得特别好,用不着有一个家庭主妇为他打点。
陈岱孙很随和,和谁都能相处。当年,清华从北京撤往西南联大,一路上非常艰苦,经常两个教授住一起。陈岱孙有一段时间住在演话剧歌剧的包厢里,后来住进一家旅馆,跟朱自清同住一个屋。历史不会记载教授之间的小纠纷,但你如果见到过当事人,他就会向你传播很多小小的纠纷。当年好多西南联大教授因为住在一起,都闹得关系特别不愉快。但陈岱孙和朱自清处得很好,陈岱孙还写了一付对联,上联是“小住为佳,得小住且小住”,有点像“且行且珍惜”,下联是“如何是好,愿如何便如何”。
因为心态平和,陈岱孙一生比较平稳,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没受到剧烈冲击,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他的祖父和伯祖父,一个叫陈宝璐,一个叫陈宝琛,这两个人都是进士,陈宝琛不仅是进士,而且是帝师,是溥仪的老师,这是他的父辈。他母系这边,是清朝外交官出身,所以陈先生特别小的时候英语就特别好。按说,他的家族,属于大官僚阶级,这样的家庭背景,在“文革”中最容易受到冲击。同时,他又是经济学权威,在美国学的西方经济,应该算“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结果他反倒没事儿,工宣队和军宣队都尊称他为“陈先生”,真挺离奇的。这可能跟他性格比较内敛有关系,平时没得罪什么人,也没有特别出格的讲话和文章。
“文革”对陈先生来说特别难应付的是学农学工劳动,当年他差点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旁边的鲤鱼洲。那里是专为北大清华建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非常惨,条件非常非常艰苦,很多知识分子死在了鲤鱼洲。当年确定陈岱孙去鲤鱼洲的时候,他已经70岁了,所以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但在临行之前,他突然接到通知,说不用去了,他被安排在北京丰台的庞各庄收麦子。不过,让一位70岁的老人当农民,割麦子,也挺成问题的,特别是他个子很高,弯腰割一会儿麦子,腰就不行了。但他挺过来了,学农结束后,他马上又去工厂学工,直到70年代初,他才回到北大。他的“文革”,就是这样度过的,跟其他一些教授比起来,算是很幸运的。
当年,清华高等科淘汰了在校学生,在上海招插班生,陈岱孙便考上了清华插班生。考试之后,他到黄浦江去游玩,曾经路过黄浦公园。黄浦公园最著名的是,我们一直传说的“华人与狗不许进”那块牌子,据说陈岱孙也看到那块牌子,他热血沸腾,觉得这是一种羞辱,觉得中华民族不受重视,形成了一辈子的阴影。我对这种说法非常好奇,因为经考证,根本就不存在“华人与狗不准进”这回事。黄浦公园的条例有4个版本,第1个是1894年,1903年修改了一版,1913年又修改一次,1917年是第4版,陈岱孙是1918年考取清华插班生,看到的应该是1917年这一版。这个条例从第一版时就有个规定,“华人不能入内”,但是从第3版开始,口气变得客气了一点,变成“本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不是说你不能进,而是说我只对谁开放的,在第4版当中,第1条仍然说“本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第4条说,“狗和自行车不能入内”,但从来没有过“华人与狗不能进”这一条,也就是说,“华人”和“狗”就从来没并列在一起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老先生在回忆中,都说见过这句话,由此产生了民族激情,真是很奇怪。陈先生也说他年轻时的民族义气,是因为看到过这个牌子,深感中华民族的屈辱。我觉得如果陈先生这么说,“在中国的领土上,我不管你是不是租界,有一个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不让我中国人进,这让我很生气”,我可以理解,但说他看见过华人和狗并列在一起不许进,于是很生气,我无法相信。
我有2点非常像他。第一是我也不大爱写专著和文章,我在北大教书10年了,一直没心思把讲义整理成书,陈先生有好多讲义,别人一直催着他出书,他老觉得讲义不够好,每次讲课还要修改,我也是,每次我都觉得这学期还讲这课,但上学期的讲义不行了,得改,所以迟迟不愿出书。第二是我也讲课不喝水,而且我提前不用喝足茶,也是属骆驼的,只是最近岁数大了一点,得带着水了,以前跟他一样。
虽然陈岱孙先生在“文革”中没受到剧烈冲击,但受大环境影响,他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极大影响。他在美国读的是西方经济学,到清华讲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可到了1953年,他要用马列主义思想写《经济学说》讲义,60年代编《经济学说》教材时,他参与了编写,也是用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导,70年代写《经济学说》专题提纲,也是贯穿着马列主义思想,到了1981年“四人帮”已经倒了许多年,他本可以适当恢复一些原来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但他可能是时间浸染长了,觉得西方经济学说确实不行,马列主义经济学说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在1981年写了一篇文章,特别说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体制,跟西方社会体制差得很远,所以西方体制下的经济学说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要警惕它,它可能会给我们添很多麻烦。1995年,陈先生95岁,在丁冰老师写的一本书的序言中,他措词更激烈,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西方经济学说对中国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毒害,第二是它可能对我们中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我们的改革开放形成误导。也就是说,他的后半生,全盘否定了自己年轻时代在美国学习过的西方经济学说。
陈岱孙对清华的贡献特别大,他从美国一回来,27岁就做了清华经济系教授,28岁做了清华经济系主任,29岁做清华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日本人打进北京之前,梅贻琦校长委托他先去长沙临时大学,接清华过去,他开完校务会,连家都没回,穿着一件夏天的长袍就去了长沙,特别可悲的是,他前脚走,海淀农民接着就抢了他家,后来我们传说是日本人把他家抢了,他当年原有几部手稿,还有一些欧洲的财政税收资料,都被毁了,西南联大结束后,他又受梅贻琦校长委托,回来收复学校,贡献非常大。
(文/阿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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