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美国想逼资本逃离中国
黄树东
纠纷是美国对华战略思想发生变化的产物。我们不能就贸易战说贸易战。
一、让我们面对变化了的世界
让我们面对变化了的世界。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可谓是纷繁杂陈。实质性的全面包抄和美国总统口头上的某些“友善”言论交织再起。贸易纠纷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面对贸易纠纷，我们是只要看枝叶，还是既要看枝叶又要看树林？作为国家战略，包括经济和金融战略，需要建立在对正在发生的世界整体格局的准确判断上。
作为投资者，我在思考问题时，反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选择我希望看到的那些东西，千万不能用过去结论来做今天的投资。对世界大局的判断要客观、全面、准确和及时。如果我们所处的世界变了，我们的战略也需要相对调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已经构筑了全球安全体系。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我们不能说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环境、安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不能说我们过去关于世界的判断不需要做出调整。世界变了，我们的战略，包括经济战略也要因此发生变化。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辩证法。在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上，我们需要相应的调整我们的战略。在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固然知道春天不会太远，但是我们也同样需要去掉夏日的衣着，换上冬日的服装。我们既需要打破坚冰，也需要运用在冬日里保护自己的智慧。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战略，不能一成不变。
二、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个世界每个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就中国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了变化。美国已经完成了关于中国战略的讨论。这是一场官民一体的讨论。得出的结论就是——要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军事上围堵中国。
在此之前，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不同的。
在前苏联崩溃以后，福山的“终结论”在美国盛行一时。这种观点承袭了大约60-70年代美国一些地缘战略家的思想，认为市场化经济发展会导致中国这样的国家步入西方的轨道，成为西方的仆从。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帮助中国参与国际低端分工，一方面在技术上全面围堵中国，一方面帮助中国发展低端产业，对中国开放低端市场。这种比较优势，在中国内部也得到了积极的相应。有些人主张把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一个将被历史记住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大飞机曾被下马，损失了快速和低成本建立一个完整的高技术产业链和产业群的历史机会，极大地延迟了中国技术和产业的进步。
西方的这种战略，显然就是想把中国经济当成美国经济的附庸，把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当成美国财政赤字的消化地，把中国经济完全纳入美元大循环和美元霸权体系中。
就中国而言，这种道路发展下去，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他们还设想，这种经济体系必然催生出一个同美国利益有多种利益关联的阶层，最终导致中国走西方的道路，使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制度的、经济上依附西方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受西方控制的、为美国财政赤字提供货物的大国。
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做出了许多努力，突破西方的技术和产业封锁，力图打破低端分工设计，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在制度上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中国的迅速进步，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和平演变的失败，让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在美国现任总统上任以前，美国就完成了对华战略的讨论，并得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要在军事上围堵中国，经济上遏制中国。所以，才有了奥巴马的太平洋再平衡和TPP，才有了朝鲜半岛上种种博弈，才有了《台湾旅行法》，才有了美国和印度的“探戈”，才有了美国对越南的种种“媚眼”，才有了贸易纠纷等等。美国现任政府在战略思路上早就厘定，但是具体采取什么方式来实施，最初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试探摸底的。美国现任总统是商人出身，在商场上身经百战，不僵化，重实效，轻虚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在乎那些他不看重的东西。他用商人的直觉来理解这个世界，比起其他人，他更能直接切入美国社会，了解美国社会的实质。面对美国的相对衰落，特朗普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冲动，想美国再次伟大。这不是一时的冲动，几十年一贯如此。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第一份安全战略报告。美国战略思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竞争被当成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头号任务。说得更明白一点——从这一天起，美国正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头号对手。
三、历史是季节性的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看这种变化。一个是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有一本书叫《大国政治的悲剧》，在中国和美国都非常出名。同福山不一样，他认为，由于国家利益不同，不同国家的价值必然不同，所以即使是自由民主，这些国家之间同样会有战争，他认为，中美必然有一战。
另一个是班农。班农不是理论家，不从理念出发，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家，没有大部头著作。但他却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还认为自己是工人阶层或下层的代言人。班农认为，所谓美国衰退是相对中国而言，避免美国衰退就是要遏制中国。他在我们十九大后，先访问中国，后到日本。在12月17日，即美国公布安全战略报告的前一天，班龙在东京发表了一个演讲，详细而具体阐述了他对“中国威胁论”的诠释。他激烈反对中国的“2025”战略产业规划，批评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技术，批评中国的5G网络计划，批评人民币国际化等等。班农激烈批判美国精英过去的对华政策和思路，他还实际上表达了要在亚洲联合日本围堵中国的思路。班农认为，如果现在起10年内不能遏制中国，中国超越美国将是无可避免的。
班农认为美国历史是循环的。每个周期大约有70-80年。目前是美国的第四个周期。前三个周期是独立战争、内战、二战。每个周期都是季节性的，有4个季节，而第四个季节就是“冬天”。他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处在一个残酷而血腥的冲突开始的阶段”。他提出所谓“新野蛮”在威胁他们。这个新野蛮有三个方面，（1）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指中国；（2）世俗化的资本主义，就是指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3）就是极端伊斯兰主义。班农把“中国政府主导”当成自己的首要敌人。他认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强大无比，将打败美国经济。他认为，美国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中国，美国将无情地衰落下去。他甚至预估中美必有一战。班农虽然退出政府，但是他的这些思路，难道不是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真实目标吗？
我们不必讨论历史是不是轮回的，有没有季节。马克思认为历史是螺旋上升的。这里面大约也有一些回归的意思。班农的思想和理论，不回避美国社会的危机，直切了当切入这些危机，并且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那些传统理论的解决办法和思路。这些思路建立在中下层人民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基础上，是以美国社会内部的强烈张力作为动力的，有一种强大的冲动。这些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
世界变了。在历史的四季中，我们必须严肃面临的一个不再一样的季节。
四、谁的“凛冬将至？”
美国上述种种战略性的举错，加上美联储提息缩表、资本市场高位悬空、减税、汇率、制造业回归美国、贸易纠纷、在中国周边制造热点、要求中国金融开放等等，其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只要我们研究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在种种顾虑下做出的那些讲话，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是想逼资本逃离中国。而且这个逃离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逼迫资本逃离中国的高科技，比如给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设立高关税，达到关闭美国市场的目的，让那些投资中国高科技的资本无利可图。
其次，是逼迫资本逃离中国的低端产业，比如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进口关税等等。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为什么美国要求中国大幅度地、过分地开放金融。那有利于资本逃离。
在美国搞“美国第一”的时候，中国可以开放中国市场以取代美国市场吗？我们可以估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不会停留在贸易纠纷上，必然有后续动作。开放作为一种潮流，如果离开了美国这个第一大经济体，大约对很多国家不再是一种有巨大吸引力的开放。没有美国，中国能不能替代美国的角色，为开放的世界提供足够巨大的市场？现阶段不太可能，也不能这样考虑。
第一，人民币还没有取代美元。
第二，中国的创新能力同美国还差别很大。现阶段，中国无法像美国一样通过印人民币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也无法像美国一样通过出售高附加值的技术和产品，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所以，如果中国计划以自己的市场开放取代美国的市场，首先是容量其实不够；其次可能导致国际收支迅速恶化，巨大的贸易逆差，中国的产业将受到严重打击，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等等。
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美国也可能选择不对中国开放市场，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市场。在市场开放竞争上，美国是有优势的，因为美元就是硬通货，而我们连基础货币发行权都还没有。这些风险我们都要考虑到。
经济发展和管控经济风险。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周边的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可能想搭中国便车，但在安全上却实实在在地依赖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永远高于短暂的经济利益。西方学界对此有许多论述。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经济风险之一。中国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两头在外，对国际环境的依存度比美国高，外部风险的影响也比美国高。在变化了的世界格局下，这种外部风险可能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必须考虑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复兴，建立在一个没有动荡的世界的假设上。我们在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考虑，在低概率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战争或外部经济关系的动荡），我们是不是还是有能力实现小康和现代化。这样的发展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国需要有全盘考虑。今天，贸易战不仅是贸易战争，更是国家兴衰命运之战，是全盘战略布局的比拼。中国非常成功地管理了许多热点挑战，比如印度、朝鲜等等。我们相信中国会在全盘战略考量的基础上，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会有效管控在目前这种世界格局下金融开放必将带来的巨大风险，拒绝美国在金融开放上的过分和无理的要求，因为，金融，从来都是地缘政治的工具。
2010年，班农编导了一部纪录片《历史是季节的，凛冬将至》。班农讲的是美国的凛冬。而美国精英希望把凛冽的冬天，漫天的大雪，送给别的国家。
（本文的基本观点在黄树东近期出版的新书《制度与繁荣》中有详细的论述。《制度与繁荣》，2018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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