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著名动物学家冯祚建 有偿狩猎的底线是公开透明
目前国内对国外开放的狩猎区域主要在新疆、青海和甘肃的几个国际猎场，主要打的是岩羊和藏原羚。图为村民打野猪一则“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通过了对两起外国人来华狩猎的申请消息，引发公众讨伐质问。
合法狩猎在国外，争议最多的是理念的不同。而在中国，情况却复杂得多。高昂的狩猎成本会否沦为富人阶层的游戏特权？开放狩猎的资金所得会否变成官员们的跑车手表？在中国，开放合法狩猎，是理念的问题，还是透明度的问题？记者对话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冯祚建。
合法狩猎利于动物保护
记者：日前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评审两起外国人申请来华狩猎的申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冯祚建：国内对国外开放的狩猎区域主要在新疆 、青海和甘肃的几个国际猎场，主要打的是岩羊和藏原羚。
这是经过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审批的。对于狩猎的数量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每年根据当地白羊或绵羊的数量，进行合理分配。狩猎数量有最高限额，定量登记。
记者：对外开放狩猎的目的是什么？冯祚建：开放狩猎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想通过狩猎获得收入，并用于弥补动物保护区，作为经费补充。在上世纪90年代，打一头白羊差不多要两万美金，在当时算是不低的收入。打一条绵羊大约为两千美金。这些收入可以有一部分用于保护区。
在国外也有不少通过合法狩猎来获得动物保护资金的现象。但一定是在合法手续的基础上，否则就是非法狩猎。划定保护区，划定狩猎数量，适当的狩猎的做法。
记者：狩猎为何可以起到保护动物的作用？
冯祚建：从理论上来说，有一些动物由于缺乏天敌，如果任由其无限制的扩大的话，一方面，食物贫乏，对某些动物的种群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动物之间若发生传染病等，死亡率会非常高。通过合法的狩猎，能控制动物数量，保持动物种群健康繁殖。
澳大利亚的袋鼠曾有段时间因为保护过度，导致数量过多，各种问题由此产生。后来有段时间，管理方开始控制数量，把袋鼠肉做成各种肉制品，部分罐头出口国外。上世纪90年代澳洲野兔也是一例，澳大利亚人不喜欢打猎，野兔有段时间繁殖过度，演化成灾害。
另外，人类能给予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有限，大部分野生动物栖息地都被人类占据了，生活在野生动物栖息地牧场的动物，并非是繁殖多少就能生存多少。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导致数量过多，势必造成食物资源不足，身体健康受影响。而人类又难以做到将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扩大，碰到有城市 、乡村甚至铁路等的地方，野生动物都难以习惯生存。所以通过人类对其一定数量的控制，对种群的发展和维护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中国现在仍以保护为主
记者：中国法律法规已经足够完善到开放狩猎的地步吗？冯祚建：目前中国对合法狩猎的手续是有严格审批的。一般需要通过市级管理部门打报告给省里，省里再报告给国家林业局。如果是草原上，还得由市环保部门报告给省环保部门。
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必须经过国家林业部门批准；如果要打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则必须经过省级林业部门批准。不允许随便狩猎，否则是违法的。
记者：开放狩猎和环保主义团体的动物保护理念有何不同？您是否受到过来自环保者的压力？冯祚建：有一些很环保主义者在理念上，认为不仅动物不能被猎杀，他们不但秉持这种保护动物的观念，甚至家禽的肉类都抵制，完全倡导吃斋。
对于这类人，我们也不好发表意见。那是个人理念上的不同，无法认定对错的。
香港就有这样的团体，我们也遇到过。但是没关系，各自保存自己的理念。我们认为，野生动物的数量存在一定的可利用价值，不利用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如果一个地方的野猪繁殖了很多，对农业糟蹋很厉害，我们则需要经过调查估算这个地方的野猪数量，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适当的猎捕是可以的。猎捕的资源也可以利用起来，反哺给动物保护组织。但是有些动物保护者既不主张打也不主张吃，他们甚至认为，家里养的猪 、家里养的牛，都应该有它生存的权利。我们对于这种观点一般不给予任何评论。他们的理念也并不会对动物保护事业造成什么伤害。
记者：在很多国家，运动狩猎带来的收益在扣除分配给社区的部分外，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来源。在中国，能否做到将狩猎收益合理分配？冯祚建：这恐怕得一步步来。毕竟我们的狩猎业在国内还不发达，我们大部分的狩猎资金并不丰富。外加人口多，人均获得的收益不明显。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能把当下国内一些珍稀动物保护好，数量不要再越来越少就算不错了。
记者：虽然开放合法的狩猎有它的科学性，大家会对狩猎的管理存在一些不信任，开放之后会不会成为某些富人的特权？我们的管理和操作层面上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冯祚建：目前从管理上来说，我们了解到，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等都是可以的。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而我们目前开放狩猎的种类也不多，开放的区域也非常有限，南方基本没有开放，主要在新疆 、青海 、西藏几个省份。所以暂时看不到不守法的问题。
开放狩猎的前提是公开透明
记者：目前公众有对合法狩猎进 行监督的渠道吗？冯祚建：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只能说，群众如果有盗猎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监督主要还是得靠主管部门，我国管理这一块的主要是林业部门，林业部门有自己的林业警察。
记者：也就是说 ，中国的问题，可能不是能不能狩猎的问题，还有是涉及到是否公开透明的问题。要如何才能做到公开透明呢？冯祚建：开放狩猎对公众来说，一方面是时机的问题，在合适的时机对公众进行引导。比如2008年时藏羚羊是作为奥运吉祥物的标志，在宣传时强调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偷猎行为都是违法的。
而与此同时，林业部门有关负责人正商讨可否开放藏羚羊狩猎，增加动物保护的经费。按道理来说，藏羚羊在中国约有七八万只，每年按照年龄 、性别的严格规定，猎捕二三十头，对种群不会造成太大危害，而收入所得可以弥补动物区，作为一笔经费。但是时机却错了，自然遭到群众反对。
如果能够对公众进行正确引导，告诉公众，经过专家调查，藏羚羊繁殖密度比过去增加多少，分布区域如何，经过科学调查研究，每年在限定数量内猎捕年龄较大雄性藏羚羊，对种群不会造成影响。同时，藏羚羊保护区经费情况如何，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利用，再加强对动物的保护，我认为公众是能够理解的。
这种口号的提出，这种做法的提出，要选在合适的时机。
最后，合法狩猎的费用所得，其资金利用，必须做到公开透明。保护区最终能够得到多少费用必须明确。如果最后是进了官员口袋，买汽车盖楼房，那还不如不开放。要让公众接受的前提是相关部门必须做到公开 、公正和
透明。（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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