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寄生虫》评论的评论：它仅仅是个直白的阶层寓言吗
注：本文有剧透
奉俊昊导演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很直白，也很刺痛。比电影本身更有趣的，是关于它的评论。关于《寄生虫》的评价是分裂的，且无论褒贬双方，都有不同分支。
《寄生虫》海报
在褒奖一方：一种观点从电影技术入手，认为它兼顾了商业性和文艺性，在技巧上毫无瑕疵。一种观点认为：它反映了冰冷的现实，对社会的隐喻，令人忍不住拍手叫好。也就是说，社会派和技术派里，都有肯定《寄生虫》的人。
但批评者也不少，最主流的批评意见，是认为奉俊昊的隐喻太直白，缺少回味空间。引申出的批评，还有人物符号化、故事逻辑不成立、模仿前辈电影等。另一种批评，是愤慨于奉俊昊过于站在底层的立场，明明是一个贪婪的底层毁灭善良的富豪之家的故事，却对作恶者涂抹上道德光晕。这是从价值观来批评《寄生虫》。巧合的是，当有的观众认为《寄生虫》不够含蓄、隐喻直白，另一批作者却指责《寄生虫》不够猛烈，对资本家的刻画太过仁慈。
《寄生虫》剧照
《寄生虫》的隐喻不只是阶层
我关注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当很多中国论者批评《寄生虫》场面和人物过于符号化时，来自韩国的许多影迷却在里面找到共鸣，奉俊昊对地下一家的描写、对升降级的强调，还有贯穿全片的“气味”隐喻，都让韩国影迷很自然想起自己的生活。无独有偶，“地铁的气味”也成为中国影迷的热议词，奉俊昊从气味和空间入手谈阶层差异，的确很直白，但也很刺人，它让有过相似经历的人迅速想起自己的遭遇，笔者自己，也在看完电影两天后，依然思索着电影描述的那股“气味”。
能令人思索的不仅是气味，除去电影中细致到每一帧的构图不谈，电影的主题，并不仅仅是反映阶层差距。电影有几个细节，值得我们留意，比如：
（1）朴社长家的地下室是前任主人在朝韩关系恶劣时期留下的，为的是预防空袭或者躲避债主，但到了朴社长入住时，地下室已经被遗忘了，反而成了躲避追债的女佣丈夫的藏身之所；
（2）别墅的前主人南宫贤子是日本人，现任主人朴社长则在跨国公司工作，有美国背景（这家公司叫Another Brick，朴社长别墅里贴着《南韩企业攻占纽约》的报道，以及新奥技术奖的奖状）；
（3）朴社长的子女学英语，而在电影结尾，朴社长一家的户外party很有印第安色彩，身穿印第安服饰的跨国企业社长，最后死于同样是印第安服饰的雇佣司机手上；
（4）朴社长嫌弃金司机身上的地铁味，但他自己坐过地铁，且根据背景推测，朴社长属于依靠千禧年左右互联网革命崛起的一代人，他不是财阀后裔，年轻时也是个坐地铁的命。但是，他在成为富人后却嫌弃起了地铁味。
《寄生虫》剧照
所以，《寄生虫》既是个阶层寓言，也是一个指涉韩国历史的“舞台剧”。与此同时，与其说它在歌颂某个底层，不如说它在建立一套反讽叙事，这套反讽不对任何阶层有过度的道德倾斜，而是把矛头指向塑造了这一分化情形和阶层互害的秩序本身，《寄生虫》讽刺却无力改变的，既是这一套资本主义秩序，也是存活于此的庞大利维坦。影片最后，金司机之子写信，幻想一个晋升富人阶层的童话，但他写的信寄不到金司机手上，他的幻想，也只是泡沫，这一苍凉的收尾，有契诃夫短篇《万卡》的余味，奉俊昊的寓言体很直白，但这个结尾却很见功力。所以，仅仅因“阶层”二字而批判《寄生虫》浅白，并不是严肃的批评态度。
况且，主题浅白是批评电影的理由，但不至于因此把电影说得一无是处。《燃烧》《霸王别姬》等电影固然因主题的多样性而值得回味，但回顾影史，有很多电影留名的原因并不在于它们的主题繁复、内核深邃，而是电影在呈现这个主题时，用了创新的手法，或者电影对这个主题的反映足够刺痛人心，比如大卫·柯南伯格的《变蝇人》，主题是老生常谈的“异化”，但电影展现的技术在当时非常前卫，所以直到如今，《变蝇人》仍被恐怖片影迷津津乐道。
《寄生虫》剧照
电影批评有别于小说批评
奉俊昊被人称道的能力，是他能把类型片做出严肃味儿，满足观众爽点，也留给他们思考的空间。《杀人回忆》对节奏的精准把控，罗生门式的开放结局，震惊了当时的韩国业界，以至于曾经崇拜洪尚秀、李沧东的电影专业大学生们，一时间争相研究奉俊昊的电影。《杀人回忆》的巧妙之处在于它颠覆了警匪片的常规操作——并不给出凶手是谁，营造出迷雾重重又让人心有余悸的氛围，这个凶手的缺失让人思考案件本身，也让人对影响案件的历史阶段产生兴趣。
而在《寄生虫》中，奉俊昊出色的地方在于他整合了前人资源，呈现出一个缜密的基于空间和气味的社会想象，《寄生虫》的魅力不在于主题的新颖，而在于呈现主题方式的新颖，固然里面有夏布洛尔《冷酷祭奠》、金绮泳《下女》和约瑟夫·罗西《仆人》的影子，但如此娴熟地运用“主奴辩证法”，把国家伤痕史与阶层叙事结合，并且兼顾了文艺和商业的趣味，《寄生虫》是独一家。所以，称《寄生虫》为类型片的杰作并不为过。
电影批评和小说批评的区别在于：小说可以就文字谈文字，但电影的文本并不只是文字，它还包括但不局限于视觉、声音、镜头调度演员微表情、色彩和空间的运用等，所以，仅仅从文字或故事的角度评判《寄生虫》，是用小说的逻辑取代电影的逻辑。我们不妨举个例子，说明这种区别：《刺客聂隐娘》的台词简短、文字故事简单，但片长却有107分钟，且荣获第68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如果纯粹从文字的角度，这许是戛纳评委的失职了，但显然他们看的重点不是文字，而是整部电影的意境，是电影在文字之外的空间。
《寄生虫》剧照
同时，从价值观角度批评《寄生虫》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样容易自相矛盾。如果说，呈现主人公一家在雨夜的狼狈、渲染他们的不堪是对底层的价值偏好，又如何解释电影耗费诸多笔墨呈现的“底层互害”呢？《寄生虫》里对底层寄生上流后，在别墅里大吃大喝的刻画，对基泽等人伤害前女佣及其丈夫的描写，并没有同情笔触，反而十分冷峻。所以，仅仅从电影本身来看，奉俊昊对阶层（无论是底层还是富人）都怀有复杂的态度，不可简单地道德评判。
《寄生虫》是缺少“毛边”的社会学论文
但是，《寄生虫》呈现了这些，也止步于这些，它把寓言寄托在强烈的写实文本上，这就对文本的现实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故事越现实，奉俊昊所要传达的寓言才更令人信服，然而《寄生虫》对这种现实的呈现力不从心，尽管电影在空间上布局精湛，但整个故事仍有一些明显的牵强之处。
比如：
那盏忽明忽暗的灯，朴社长为何迟迟不雇人修理，一个富人家的灯出问题了，找人修理并非难事。朴社长为何留着它？原因是：它是电影的重要道具，对电影的情节推动作用巨大，因此奉俊昊无法割舍；
又如：
暴雨之夜，主人公一家在朴社长家大吃大喝，又和前女佣及其丈夫发生打斗，如此浓重的气味，为何坐车归来的朴社长毫无察觉？
《寄生虫》剧照
电影的牵强之处不仅于此，奉俊昊为了搭建他的寓言，在情节上做了许多找补，在一些段落里，比如主人公一家寄生上流的过程、暴雨之夜的安全逃离等，是作者的意图在推动人物，而不是人物根据自己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去做这件事。所以，部分影评对电影逻辑的批评有其道理，只是那不足以让《寄生虫》沦为一部烂片。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优缺点都很明显的电影，它在细节上的灵光乍现，和它的故事漏洞一样刺眼。用寓言体为《寄生虫》开脱并非良策，因为这部电影的寓言体根植于现实感之上。因之，《寄生虫》一刷很容易让人痛快，但多看几次就后劲不足。我们既在里面看到真的地方，也看到假的地方，地铁的味道很扎心，但也仅此而已。
奉俊昊尽力在寓言和写实、荒诞和自然间找寻平衡，但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任务，最后它呈现了一份工整的社会学报告，因为这工整令人叹服，也因为这工整，缺少了“毛边”，而让电影缺少余韵绕梁的空间，那种空间是神圣的电影时刻，它超脱一切情节和规范，仅仅因为那个时刻本身的意境，就够动人心弦，《燃烧》里惠美的夕阳之舞、《杀人回忆》中宋康昊的惊惶一看，就是这样的电影时刻，但在《寄生虫》里，我们难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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