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寄生虫》评论的评论:它仅仅是个直白的阶层寓言吗

澎湃新闻 2019-08-14 15:41 大字

注:本文有剧透

奉俊昊导演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很直白,也很刺痛。比电影本身更有趣的,是关于它的评论。关于《寄生虫》的评价是分裂的,且无论褒贬双方,都有不同分支。

《寄生虫》海报

在褒奖一方:一种观点从电影技术入手,认为它兼顾了商业性和文艺性,在技巧上毫无瑕疵。一种观点认为:它反映了冰冷的现实,对社会的隐喻,令人忍不住拍手叫好。也就是说,社会派和技术派里,都有肯定《寄生虫》的人。

但批评者也不少,最主流的批评意见,是认为奉俊昊的隐喻太直白,缺少回味空间。引申出的批评,还有人物符号化、故事逻辑不成立、模仿前辈电影等。另一种批评,是愤慨于奉俊昊过于站在底层的立场,明明是一个贪婪的底层毁灭善良的富豪之家的故事,却对作恶者涂抹上道德光晕。这是从价值观来批评《寄生虫》。巧合的是,当有的观众认为《寄生虫》不够含蓄、隐喻直白,另一批作者却指责《寄生虫》不够猛烈,对资本家的刻画太过仁慈。

《寄生虫》剧照

《寄生虫》的隐喻不只是阶层

我关注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当很多中国论者批评《寄生虫》场面和人物过于符号化时,来自韩国的许多影迷却在里面找到共鸣,奉俊昊对地下一家的描写、对升降级的强调,还有贯穿全片的“气味”隐喻,都让韩国影迷很自然想起自己的生活。无独有偶,“地铁的气味”也成为中国影迷的热议词,奉俊昊从气味和空间入手谈阶层差异,的确很直白,但也很刺人,它让有过相似经历的人迅速想起自己的遭遇,笔者自己,也在看完电影两天后,依然思索着电影描述的那股“气味”。

能令人思索的不仅是气味,除去电影中细致到每一帧的构图不谈,电影的主题,并不仅仅是反映阶层差距。电影有几个细节,值得我们留意,比如:

(1)朴社长家的地下室是前任主人在朝韩关系恶劣时期留下的,为的是预防空袭或者躲避债主,但到了朴社长入住时,地下室已经被遗忘了,反而成了躲避追债的女佣丈夫的藏身之所;

(2)别墅的前主人南宫贤子是日本人,现任主人朴社长则在跨国公司工作,有美国背景(这家公司叫Another Brick,朴社长别墅里贴着《南韩企业攻占纽约》的报道,以及新奥技术奖的奖状);

(3)朴社长的子女学英语,而在电影结尾,朴社长一家的户外party很有印第安色彩,身穿印第安服饰的跨国企业社长,最后死于同样是印第安服饰的雇佣司机手上;

(4)朴社长嫌弃金司机身上的地铁味,但他自己坐过地铁,且根据背景推测,朴社长属于依靠千禧年左右互联网革命崛起的一代人,他不是财阀后裔,年轻时也是个坐地铁的命。但是,他在成为富人后却嫌弃起了地铁味。

《寄生虫》剧照

所以,《寄生虫》既是个阶层寓言,也是一个指涉韩国历史的“舞台剧”。与此同时,与其说它在歌颂某个底层,不如说它在建立一套反讽叙事,这套反讽不对任何阶层有过度的道德倾斜,而是把矛头指向塑造了这一分化情形和阶层互害的秩序本身,《寄生虫》讽刺却无力改变的,既是这一套资本主义秩序,也是存活于此的庞大利维坦。影片最后,金司机之子写信,幻想一个晋升富人阶层的童话,但他写的信寄不到金司机手上,他的幻想,也只是泡沫,这一苍凉的收尾,有契诃夫短篇《万卡》的余味,奉俊昊的寓言体很直白,但这个结尾却很见功力。所以,仅仅因“阶层”二字而批判《寄生虫》浅白,并不是严肃的批评态度。

况且,主题浅白是批评电影的理由,但不至于因此把电影说得一无是处。《燃烧》《霸王别姬》等电影固然因主题的多样性而值得回味,但回顾影史,有很多电影留名的原因并不在于它们的主题繁复、内核深邃,而是电影在呈现这个主题时,用了创新的手法,或者电影对这个主题的反映足够刺痛人心,比如大卫·柯南伯格的《变蝇人》,主题是老生常谈的“异化”,但电影展现的技术在当时非常前卫,所以直到如今,《变蝇人》仍被恐怖片影迷津津乐道。

《寄生虫》剧照

电影批评有别于小说批评

奉俊昊被人称道的能力,是他能把类型片做出严肃味儿,满足观众爽点,也留给他们思考的空间。《杀人回忆》对节奏的精准把控,罗生门式的开放结局,震惊了当时的韩国业界,以至于曾经崇拜洪尚秀、李沧东的电影专业大学生们,一时间争相研究奉俊昊的电影。《杀人回忆》的巧妙之处在于它颠覆了警匪片的常规操作——并不给出凶手是谁,营造出迷雾重重又让人心有余悸的氛围,这个凶手的缺失让人思考案件本身,也让人对影响案件的历史阶段产生兴趣。

而在《寄生虫》中,奉俊昊出色的地方在于他整合了前人资源,呈现出一个缜密的基于空间和气味的社会想象,《寄生虫》的魅力不在于主题的新颖,而在于呈现主题方式的新颖,固然里面有夏布洛尔《冷酷祭奠》、金绮泳《下女》和约瑟夫·罗西《仆人》的影子,但如此娴熟地运用“主奴辩证法”,把国家伤痕史与阶层叙事结合,并且兼顾了文艺和商业的趣味,《寄生虫》是独一家。所以,称《寄生虫》为类型片的杰作并不为过。

电影批评和小说批评的区别在于:小说可以就文字谈文字,但电影的文本并不只是文字,它还包括但不局限于视觉、声音、镜头调度演员微表情、色彩和空间的运用等,所以,仅仅从文字或故事的角度评判《寄生虫》,是用小说的逻辑取代电影的逻辑。我们不妨举个例子,说明这种区别:《刺客聂隐娘》的台词简短、文字故事简单,但片长却有107分钟,且荣获第68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如果纯粹从文字的角度,这许是戛纳评委的失职了,但显然他们看的重点不是文字,而是整部电影的意境,是电影在文字之外的空间。

《寄生虫》剧照

同时,从价值观角度批评《寄生虫》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样容易自相矛盾。如果说,呈现主人公一家在雨夜的狼狈、渲染他们的不堪是对底层的价值偏好,又如何解释电影耗费诸多笔墨呈现的“底层互害”呢?《寄生虫》里对底层寄生上流后,在别墅里大吃大喝的刻画,对基泽等人伤害前女佣及其丈夫的描写,并没有同情笔触,反而十分冷峻。所以,仅仅从电影本身来看,奉俊昊对阶层(无论是底层还是富人)都怀有复杂的态度,不可简单地道德评判。

《寄生虫》是缺少“毛边”的社会学论文

但是,《寄生虫》呈现了这些,也止步于这些,它把寓言寄托在强烈的写实文本上,这就对文本的现实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故事越现实,奉俊昊所要传达的寓言才更令人信服,然而《寄生虫》对这种现实的呈现力不从心,尽管电影在空间上布局精湛,但整个故事仍有一些明显的牵强之处。

比如:

那盏忽明忽暗的灯,朴社长为何迟迟不雇人修理,一个富人家的灯出问题了,找人修理并非难事。朴社长为何留着它?原因是:它是电影的重要道具,对电影的情节推动作用巨大,因此奉俊昊无法割舍;

又如:

暴雨之夜,主人公一家在朴社长家大吃大喝,又和前女佣及其丈夫发生打斗,如此浓重的气味,为何坐车归来的朴社长毫无察觉?

《寄生虫》剧照

电影的牵强之处不仅于此,奉俊昊为了搭建他的寓言,在情节上做了许多找补,在一些段落里,比如主人公一家寄生上流的过程、暴雨之夜的安全逃离等,是作者的意图在推动人物,而不是人物根据自己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去做这件事。所以,部分影评对电影逻辑的批评有其道理,只是那不足以让《寄生虫》沦为一部烂片。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优缺点都很明显的电影,它在细节上的灵光乍现,和它的故事漏洞一样刺眼。用寓言体为《寄生虫》开脱并非良策,因为这部电影的寓言体根植于现实感之上。因之,《寄生虫》一刷很容易让人痛快,但多看几次就后劲不足。我们既在里面看到真的地方,也看到假的地方,地铁的味道很扎心,但也仅此而已。

奉俊昊尽力在寓言和写实、荒诞和自然间找寻平衡,但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任务,最后它呈现了一份工整的社会学报告,因为这工整令人叹服,也因为这工整,缺少了“毛边”,而让电影缺少余韵绕梁的空间,那种空间是神圣的电影时刻,它超脱一切情节和规范,仅仅因为那个时刻本身的意境,就够动人心弦,《燃烧》里惠美的夕阳之舞、《杀人回忆》中宋康昊的惊惶一看,就是这样的电影时刻,但在《寄生虫》里,我们难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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