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票房“红海行动”;“历史地理”写给孩子

杜云飞 2018-02-26 09:48 大字

《红海行动》与2018春节档票房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春节假期中,国内票房达到了创新高的55亿元,堪称史上最火热的春节档。根据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统计的数字,截止2月21日(大年初六),2018年春节档累计票房约56.5亿元,创档期新纪录,单片票房前三名排序为《唐人街探案2》(18.5亿元)、《捉妖记2》(16.8亿元)、《红海行动》(11.5亿元)。而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8年春节档调查”的结果,今年贺岁档期满意度得分83.4分,为历史调查的春节档中的最高分,《红海行动》以86.9分居于榜首。

对于长达数月的贺岁档(一般认为从11月底至2月底)而言,春节假期尽管占时不长,但却是票房产出能力最高、消费能力最强的重要时段。今年春节档的几部影片囊括了奇幻、喜剧、动画及战争等类型,在营造快乐、温馨观影氛围的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了热血和激情,使传统的“合家欢”式春节档有了新的韵味。上映的影片基本依靠口碑致胜,影片上映之后的日票房走势变化基本与观众满意度呈正相关。满意度相对靠后的《捉妖记2》和《西游记女儿国》票房呈现快速回落,而位于满意度前三位的影片票房走势则尤为坚挺。《唐人街探案2》票房始终维持高位,进入春节第三天开始反超《捉妖记2》成单日票房冠军;《熊出没?变形记》票房保持了超稳定状态,稳居春节档国产动画片票房顶峰。而以“也门撤侨”事件为背景的军事动作片《红海行动》86.9分的成绩居历史调查第三位,票房低开高走,谱写出了明显的逆袭曲线,为主旋律影片满意度再度添彩,也迅速吸引了众多影评人和学者的关注。

上戏博士,著名影评人“独孤岛主”认为,《红海行动》以视觉奇观这一最原始的观影吸引机制来伺候观众无疑是当下华语电影范畴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效的尝试,这已经不仅是春节档院线电影的突破,甚至是中国电影类型化完善的重要一步。纵观春节档影片,在中国电影产业突飞猛进的这几年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短视的创作及盈利模式,似乎唯有不动脑筋的逗乐才可以吸引观众。《红海行动》恰恰展现了一种英雄无惧的姿态,在影片中非但见不到无厘头的幽默搞笑,甚至将这场营救行动的艰难与壮烈发挥到极致。《红海行动》抛弃了以往主旋律战争电影中占据相当篇幅的对新丁的规训,以及对战斗者所肩负使命的意义本身的强化,相反,将行动本身过程中的曲折细节与生死较量放在首位,是非常明确的创作思路转变。很多评论者指出《红海行动》最大的影像语言特色,在于以一种非常中立的视角加以展现战斗中的杀戮,以“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态度不加回避,亦不作渲染。片中的地方狙击手少年也并没有被处理成穷凶极恶的形象,任何人的生死亡命,都成为战争中注定被牺牲的部分加以展现——杀戮对双方来说都是残酷的,没有绝对的强者与弱者。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洋看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红海行动》是中国战争片的转型之作,换言之,《红海行动》无意间成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战争片(《战狼2》更类似于《虎胆龙威》那样的孤胆英雄枪战动作片),而八一厂那种《大决战》式的传统战争片将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战争片的特点包括以传统战争为对象、全景式场面描写、以及宣传意识形态、提供历史合法性或提高群体认同感;现代战争片则完全不同,其战场环境更为多样、各方势力关系更为复杂、隐蔽处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连续不断的逼真、紧张的战斗场面,弱化了故事,战争的无常、残酷和荒诞取代了煽情,用训练有素、配合默契但依然受到重创的团队取代塑造打不死的完美英雄,用迅捷的镜头运动和快速的蒙太奇,展示流畅而严密的战术配合。法国思想家保罗·维利里奥认为,电影与战争之间存在许多共性,本质上都是一种对知觉的调度,武器与电影机一样,本质上在于精准地捕捉知觉。《红海行动》这个文本是一部症候式的作品,它在文本层面无限逼近了现代战争片的复杂性。

不容忽视的“历史地理学”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的新书《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已于今年年初出版,这本书应诗人北岛的邀请而写,是“给孩子系列丛书”中的一本。2018年2月23日,唐晓峰教授接受了《文汇学人》的采访,对“历史地理学”这一大众较为陌生的领域进行了简要介绍,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了解这一知识门类。

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地理学家要有特殊的责任,要有特殊的能力,要明了地理学不同侧面的价值和复杂性。一位深刻的人文地理学家,应该打通古今。今天的地名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所有古代的地理事件都需要复原到今天的地理位置上,地名的古今关系甚至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功。除了地名以外其实还有不少古今之间的关联问题,比如水系。我国平原地区的水系在历史上变化复杂,今天的水系状况可当作一个标准坐标,古今水系的关系对照中还包含对变化的解释。在历史地理学中,古今的关系是斩不断的。

历史地理学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研究,两种方法相互参照。无论是文献研究还是实地考察,又都有新方法、新技术出现,尤其是实地考察,新技术更重要。当年的地质学、生物学、气候学水平直接影响自然地理考察的水平。现在的遥感技术以及其他检测技术都可能打开一块新天地。

利用历史文献做研究,是研究中国各类历史问题都要具备的能力。有时候,由于强调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就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在历史文献上下功夫,这是一种损失。好的史学论著,对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在基本处理史料方法、眼光、时代把握等方面都有帮助。另一方面,地图是地理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工具,古代地图上的信息虽然科学性差一些,但有独特的珍贵价值。使用古地图,重点不在于准确与否,而在于如何找出有价值的信息。地图集主要表现的是全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布局(也有山脉河流),也是一套具有科学性的基本底图,任何研究历史地理的人都离不开它,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展开各类问题的研究。

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背景是文化传统与国情。西方现代地理学是在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的双座引擎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曾经是陌生的,中国传统的解释自然界的那一套基本上被西方的现代地理学置换了。虽然西方现代理论对于解释社会人文问题有其长处,但人文论证中包含文化论证,就这一部分来说,中国古人的一部分人文地理论证在今天依然有效。眼下是春节,千军万马的返乡大军在西方人文地理现象中是没有的。家乡(一个地理空间)与春节(一个文化节日)的关系是由中国的人文空间行为结构决定的。在地理研究方面,文字记录下来的传统文化材料极其丰富,在时间上延续数千年,在这些材料上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一些议题。另外,一些传统地理学的解释原理(风水)、价值取向(山水审美),在今天都已经转化成独特的地理文化,它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山水审美文化,在当下的城市规划建设里依旧重要。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对中国大地的文化属性的论证与捍卫能力。

对理性、人性、和谐世界的追求是人文地理学不能放弃的终极目标。作为学术的地理学,应该有能力用最理想的目标去修正人类一时冲动所干出来的事情。历史地理学的致用,主要还是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因为地的稳定性,与地有关系的经验也相对稳定。历史地理研究还可以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这个方面的例子很多。国内一些省市邀请历史地理学者进入政府参事室工作,主要就是要他们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在欧洲,历史地理学者有较多的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机会,他们在研究与制定历史遗产保护法规上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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