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波拉尼奥的文学观与……“美洲纳粹文学”
在纽约迎接新年，本想在时代广场加入已有百年历史的迎接倒计时人群。下午3点，时代广场地铁站的多个出口已经封闭，从41街的出口上来发现到处是铁栏和警察，没有手机预约进入不了时代广场。只好守在电脑前看伦敦、巴黎、柏林和纽约的跨新年画面。在时代广场的倒计时到来之前，看了一部同样有倒计时场面的旧片《末世纪暴潮》（ Strange Days ，1995，导演: 凯瑟琳·毕格罗)，感觉这才是真正激动人心的倒计时。这部片子在当年无论票房还是影评界都不叫好，有分析认为是这部科幻动作片太超前了。其实那种相当保守的科幻想象、以摇滚、嘻哈等青春亚文化实现对千禧年的憧憬等等都无所谓超前，真正的超前是洛杉矶街头人海狂潮中警察与抗议暴民众的混战与狂欢，在当时并未成为布满痛点的时代症候。重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很自然想起去年10月份在洛杉矶看的刚上映的《小丑》（Joker，导演：陶德·菲利普斯），患有精神疾病的单口喜剧演员亚瑟在暴怒中失控杀人，引发了戴着小丑面具的抗议运动和城市示威暴动，最后火光映照中的街头混战与反抗者的狂欢。有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大牌明星、情节桥段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充溢在某种场面、某种情绪中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观触动了你，使你一下子被卷入到布满痛点的时代症候之中，电影成为了你的审美反抗的白日梦。贫富悬殊、权贵阴险、警察堕落而且凶狠、种族与性别的矛盾激化、在广场与街道蔓延的反抗与狂欢的情绪……，这是从《末世纪暴潮》到《小丑》的精神脉络。这两部电影的结尾都营造出一种混合着迷茫、愤怒、狂欢的集体情绪，从密集地漫天飞舞的各色纸屑飘如飞雪，到火光熊熊映照中的面容与眼神，时代画面的真实感与审美反抗的冲击力刺激着你的痛点和泪点。从电影回到时代广场的最后倒计时，你会感到愉悦，但你也知道新的一年更需要的是勇敢。
似乎是巧合，从《末世纪暴潮》到《小丑》到我放在书包里的波拉尼奥的两本书，真的有一种紧密联系。智利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o，1953—2003）的一生是典型的“拉美制造”。他的青春岁月不但浪荡，而且革命，甚至勇武—— 一个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的儿子，似乎特别容易成为“问题少年”和街头革命者。1968年特拉特洛尔大屠杀之后举家移居去墨西哥，但是在二十岁那年他从墨西哥回到智利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在军事政变中被逮捕，据说还差点被杀害。这是他的青春元年，是从街头抗争走向文学之路的最真实的动力与理由。回到墨西哥后，他投身到文学运动之中。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文学创造力惊人地喷发，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其中在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当年的《百年孤独》，死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新一轮的好评狂潮。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纽约时报》称他为“拉丁美洲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之声”。有人认为波拉尼奥成为中国文艺青年的新偶像，因为他是“最浪漫的绝望者、最成功的失败者、最受欢迎的边缘人”，对此我是有点怀疑的。“最浪漫”、“最成功”和“最受欢迎”的人在当下中国当然可以成为偶像，而且不仅仅是文青的偶像；但是“绝望者”、“失败者”和“边缘人”呢？恐怕很难，恐怕只有像他那样崇尚反抗、冒险、自由，像他那样痛恨美洲专制独裁者与纳粹文学的青年，才会视他为偶像。
为什么总是在拉美产生强大的文学冲击波？在波拉尼奥的青春成长与文学创作之间，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和力量？新出版的《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原作名: Roberto Bolano：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普照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很精彩的谈话页面，可以比阅读他创作的作品更为直接地了解他对于文学的看法、他对自己创作生涯的评价。据该书编者介绍，“1998年，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荒野侦探》发表，记者玛丽斯坦发现了这位“可以和自己的读者做朋友”的作家。几封书信往来之后，两人不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就“真理”与“结果”进行了一场长久的讨论，也成为波拉尼奥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这次访谈首次译成中文，和另外几篇同时收录，其中包括波拉尼奥与南美的几位记者所做的访谈，为读者理解这位“拉丁美洲的T.S.艾略特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提供了丰厚的图景。围绕波拉尼奥的创作、奇书《2666》的诞生、作家与同时代作家好友的交往等，这些轻松而精彩的对话，都在他的巨著《2666》的写作期间完成，它们展现了作家的处世态度，对爱的追求，以及对致命疾病的现实最为深邃的个人忧虑。”（见封底）实际上，这部访谈录由一篇引言和四篇访谈组成，其中马塞拉·巴尔德斯的“引言：孤身在众幽灵间”（3—27页）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导读。
《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作家？波拉尼奥让我激动的是他关于文学与作家的看法与想象。他曾经不止一次对采访者说他更想成为一名凶杀案侦探，而不是作家，即便要面对连环杀人案；波拉尼奥热衷于侦探故事和具有争议性的言谈。为什么？“究其本质，侦探故事是对暴力的动机及机制的调查，而波拉尼奥——他在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那年搬家去墨西哥，他说自已在1973年祖国智利的军事政变中身陷囹圄——也为这类事物深深着迷。他全部作品中的重大主题，就是艺术与罪恶、职业与犯罪，以及作者本人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波拉尼奥所有成熟的长篇小说都在仔细审视作家该如何应对专制政权。”（3—4页，译注：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指的是发生在1968年，墨西哥政府对学生、平民抗议者以及围观无辜群众的大屠杀。）着迷于对国家暴力的动机及机制的调查，着迷于作家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仅仅是文学的“拉美制造”，抑或是20世纪文学与时代的总体症候？
在他的小说中，一位诗人会变成连环杀手，以此来解读智利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历史；他在小说中赞扬在墨西哥的“肮脏战争“期间与政府豢养的作家对抗的青年诗人；另一幅图景是当作家们在文学沙龙开派对的时候，持不同政见的写作者正在同一地方遭受折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2666》来源于一条可怕的新闻：自1993年以来，在墨西哥有超过四百三十名妇女和女孩被谋杀。波拉尼奥承认他写的一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封爱或告别的信笺”，“献给死在拉丁美洲“肮脏战争”中的年轻人。……他写《2666》的野心更为宏大：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逝者，撰写一部验尸报告。”（8页）于是，罪行、案件、扼死、射杀、刺杀、烧死、强奸、鞭笞、毁尸、受贿、变节、警匪一家，所有这些都被事无巨细地、精准地记录在他的冷静的行文中。他不在现场，消息被高度封锁，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千方百计获取相关事件的第一手信息，一位名叫塞尔希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记者给了他很多帮助。这两个人的工作与友谊真叫人羡慕。“他们大致是同一代人……两人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墨西哥城反主流文化的参与者：波拉尼奥和现实以下主义诗人们在城里闲荡，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是一个叫做“神秘派”的重金属乐队的贝斯手。两人都很晚才开始写小说，并以自己文学意见的诚实而自豪。他们有几位共同的朋友：豪尔赫·埃拉尔德，还有批评家和小说家胡安·比略罗。两人都在中年时深深着迷于华雷斯城的情况。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立马就看出波拉尼奥对这些罪案的兴致并非心血来潮。……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这是一种贯穿一生的激情。””（18—19页）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贯穿一生的激情，这是工作与友谊最坚实的共同基础。波拉尼奥需妻从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那里了解有关凶案和警方的调查详情，他想知道华雷斯城的毒贩们如何贩毒，他们开什么车，他们携带的是什么武器——不只是牌子，还有型号和口径。更重要的是，罗德里格斯知道华雷斯凶杀案跟当地警方、政客，以及贩毒集团扶持的雇佣黑帮之间有联系，知道警方不会认真调查案件。（20页）波拉尼奥的回报是罗德里格斯所讲的，“没有任何一处是原样照搬的。”，波拉尼奥或许用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提供给他的一切资讯，但他进行了全面的再创作。波拉尼奥后来发表文章向罗德里格斯致敬，并对他的新书大加褒扬，指出罗德里格斯的《荒野白骨》呈现的罪恶和腐败使其成为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过往以及尚不明确的未来的隐喻。在巴尔德斯看来，《荒野白骨》揭露了独裁政权的“野蛮的常态化”，这是今日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那么对于真正的作家而言，“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27页）要像侦探一样面对坟场与鬼魂，我们的文学系或写作培训班是否也有这样的课程呢？
关于“革命”，波拉尼奥在回答埃克托尔·索托的时候说：“革命这一理念在我二十岁前就被人低看了。那个年纪我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依我看，苏联内部进行的就是反革命。我从没觉得自己从革命运动的历史里获得过什么鼓舞。相反，我觉得有点挫败。”然后他承认自己因巨大的革命激情而变得活力勃发，然而他接着说：“我反对一切事物。反对纽约和莫斯科，反对伦敦和哈瓦那，反对巴黎和北京。我甚至为激进主义必然带来的孤寂而心怀恐惧。”（36页）他对“革命”的理解很独特，重要的是反对同质性、保持异质性，他自称要做一个唱反调的人，因此他对共产主义“牧师”和托洛茨基派要求“宗教般的全体一致”极为反感和始终不能认同，最终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全体一致总让我大为恼火。每当我意识到全世界都一致同意一件事的时候，每当我看到全世界都齐声咒骂一件事的时候，某种东西就会浮上我的皮肤表面，让我说出拒绝。”（同上） 其实他说的“全体一致”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与政党运动的要求，真实的世界却不可能“全体一致”。他的晚年在西班牙度过，并且对此心怀感激，因为西班牙推翻了独裁统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份我永远感激不尽的礼物。”（68页）
波拉尼奥总是把文学与政治紧密在一起，他在回答卡门·波略萨的采访时说：“我嘲笑某些态度、某些人、某些重要的活动和事物，仅仅因为当面对这些无聊的事物，面对这些膨胀的自我时，你别无选择，只有发出嘲笑。在某种意义上，一切文学都是政治的。我想说，首先，文学是对政治的思考；其次，文学也是一个政治议题。前者影射现实——影射我们称为现实的噩梦或美梦……后者涉及那些零零碎碎存活和坚持下来的东西，涉及理性。”（48页）我们早已知道，而且深有体会，嘲笑是最后的审美反抗。文学与政治之无法分割是从最深、最根本的层面上而言，它们都是对现实生活的认知、揭示和改造。因此文学写作在波拉尼奥看来就是介入现实的行动，他把“写作”与“等待”联系在一起的看法非常独特而深刻：“ 对我而言，“写作”一词正是“等待”一词的绝对反义词。不想等待，就去写作。”（50页）我们也可以说“写作”应该是“犬儒”、“恐惧”、“屈服”和“顺从”的绝对反义词，不想那样，就去写作——这不正是文学与生活的最真实的联系吗？
波拉尼奥的《美洲纳粹文学》（赵德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是他的文学政治观的很好例证，是一部最大胆、最有想象力和最具有深刻讽刺性的天才之作。“《美洲纳粹文学》是一部伪造的作家辞典，收录了三十个美洲大陆的右翼作家，虚构了他们的生平和作品。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波拉尼奥用不动声色的戏谑态度，构筑了一幅跨越美洲大陆百年历史的光怪陆离之景，嘲弄了那些文坛恶棍，怪人，骗子，疯子，以及神秘主义者。”（该书简介）如果没有点明它的“伪造”和“虚构”，读者很难相信这不是一部真实的作家百科全书。《美洲纳粹文学》既是一个虚构的文本，同时也是一份极端真实的纪实报道；既是一个逼真的谎言，也是一面映照出无比真实的景象的镜子。看上去是一部作家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文学的堕落、知识分子的懦弱与卑劣、暴政恶棍的嗜血与无耻的“录鬼簿”。对读者来说，这样的阅读体验无论在智力上或情感上都是一种严重的挑战。一切都是虚构的，从作家、作品、出版社、文学事件、文学评论到煞有介事地附上的所有资料，读者要时刻提醒自己这全是虚构的，尤其是要提醒自己走出百科全书条目模式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史料感。但是在虚构中更有真实的元素，如历史名人、文学术语等，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回到在虚构中所建构的那个真实的现实与文学世界，要在虚构中把握真实。
《美洲纳粹文学》
如果波拉尼奥说“一切文学都是政治的”，那么在《美洲纳粹文学》中最强烈的体现就是收录在这一“百科全书”上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公开或隐蔽地支持过纳粹，无论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他们都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和文学作品中对纳粹政治表示服从、赞美、支持乃至坚决效忠。从思想倾向来看，他们都宣扬纳粹意识形态（国家社会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纳粹专制主义等），从行为特征来看，都表现出各种投机政治的心态和权力欲望，文学在他们手中只是用来攫取权力、地位、金钱和美女的工具。他们中有人因为在婴儿时被希特勒抱过，那张照片就成为她一生最荣耀的证明和“最美好的时光”；有人在作品中玩“希特勒万岁”的藏头诗以献媚，有人为能接近权力圈而感激涕零，也有人以恢复宗教裁判所、削减有犹太公民权利等言论向纳粹政治建言献策……。说它是一面镜子，恐怕还真的让一些人不敢逼视。波拉尼奥一针见血地说：“别以为你们玩的那套把戏没人懂，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137—138页）；波拉尼奥坦言“我谈的是美洲的纳粹作家们，然而事实上，我要说的是这整个看似伟岸其实卑劣的文学界。”无论在什么地方，文学如何变得纳粹化，这是全书最关键的亮点。
在埃利塞奥·阿尔瓦雷斯对波拉尼奥的访谈中，波拉尼奥自己说《美洲纳粹文学》的创作谱系来自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阿根廷作家鲁道夫·威尔考克的《反圣像神庙》，而这部《反圣像神庙》本身也受益于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因为威尔考克是博尔赫斯的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又是受墨西哥作家阿方索·雷耶斯的《真实和想象的人物》的影响，而雷耶斯则受到法国作家马塞尔·须华勃的《想象的生活》的影响，最后，波拉尼奥认为所有这些都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传记有关。（参见《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74页）总之，这是一个相互影响、各自延伸的创作谱系。波拉尼奥以自己更敏锐、更强烈的写作风格向整个创作谱系的前辈作者致敬。(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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